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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的老成员会从公共集会上反对以色列的言论中或支持巴勒斯坦的动机与行为中，辨别出哪个新成员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接着，有自杀倾向的新成员会被邀请参与“热爱并保卫自己的国家、憎恨以色列”的讨论，然后，会有人邀请他们参加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就成为由3～5名年轻人组成的秘密组织中的一员。他们师从老成员学习技术，比如制造爆炸、伪装、锁定爆炸目标、控制爆炸时间等。
最后，通过录像公开他们的秘密任务，并宣称自己是殉道者。他们一手持经文，一手持步枪，束发带上的徽章宣告着他们的新身份。录像更使他们遵守自己的承诺去完成最后使命，因为这是要送给其家人的。这些新成员被告知：不仅他们自己来生可以侍奉在神灵左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会因其殉道而进入天堂的上流社会。他们的家人有时会领到大笔钱财或月抚恤金作为回报。
一完成使命，这些自杀者的照片便会印在海报上，张贴在各个社区的每个角落，这更激发了下一轮的自杀者的热情。为消除对自杀带来的疼痛的顾虑，组织者会告诉自杀者，在他们第一滴血落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去往天堂，只会感受到愉悦。他们已经为作出完全不可思议的举动做好了严密的心理准备。
通过这些系统的训练步骤，一大批原本正常的青年男女成了为其信仰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的自杀式爆炸行为使其成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与榜样。这一信息又被大肆宣扬并传递给下一批准备自杀的年轻骨干。
3。不能承受现实解释
第三个常见的解释是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于是除了带走自己的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些人，他们是典型的宿命论者，对于未来没有信心，极其缺少享受当下的心情。他们对现状不满同时对未来也没有美好的憧憬。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很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能改变未来。由于对充满愤怒、被害及仇恨的过去念念不忘，他们极有可能选择暴力手段得以解脱。
对美国与中东地区经济的对比可以证实这一解释。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的人们生活状态极差。并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文化上经常会感觉被西方侵蚀。在西方人看来，物质上的贫乏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人们的愤怒，因为西方人眼中财富与快乐是同等的。然而中东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用金钱来衡量幸福。
对于自杀爆炸者的研究证实了中东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他们并非是由于对现在的生活无望和无助才加入组织。新加坡政府发表的一个白皮书中有与这一类恐怖分子的采访记录，其结论是：他们既不会流露出对敌人的恐惧，也不会表达所谓的绝望感，也不会表现出因为缺乏其他生活选择而产生反正也没有什么会丧失的感觉，而缺乏生活的其他选择是同其经济理由相一致的。哈桑采访了其中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位自杀爆炸者——在引爆之前，以色列的安全武装力量就逮捕了他。哈桑询问他为何采取自杀式爆炸时，他回答：“精神力量会使我们进步，而物质力量只会让我们退步，自杀的人就可以不受物质力量的影响了。”
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相对贫困，但是贫困并不会妨碍人们怀有希望。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全球性经济的繁荣，自杀式爆炸应该相对减少。我们只想澄清一点：贫困不会导致自杀式爆炸。现在自杀式爆炸的发源地的贫困程度降低了，但自杀式爆炸事件并未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因此，贫困不是导致自杀式爆炸的唯一因素。自杀者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生活在正直的群体中，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很正直的人。他们并不贫困，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没有太疯狂——至少跟他周围的人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群体与美国相比相对贫困些。
我们要澄清的事实是，消灭贫困并不能阻止自杀式爆炸的发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的人一般并不看重金钱，尽管和同伴相比也不是很穷。自杀式爆炸是个复杂的问题，必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式，其中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对超越生命的来世“未来”的信念所产生的动机作用。
4。宗教信仰说
宗教信仰说坚持自杀式爆炸者是宗教狂热者，他们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自杀者有宗教信仰，但研究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虔诚。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分析了从1980年至2003年发生的315件自爆事件。主要结论是自杀式爆炸并非宗教事件，但常被宗教说辞搞得模糊。他这样写道。
“专家把基地组织描绘成一个被宗教仇恨驱使的无所畏惧的敌人。在末日来临的预期中，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而非一个敌人，而且，它是伴随着宗教说辞发生的，但在宗教说辞之下，它大多是为了非宗教目的而发生的。”
也许，最知名的自杀式爆炸者可能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二战时期俄罗斯及德国的飞行员同样肩负着自杀式爆炸的使命，尽管程度上比日本人差多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与到那次袭击中。如果想找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实例，我们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来探究这种有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而这些例子至今还是有意义的。自杀式爆炸成为当代社会恐怖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实施有效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技术是相对时新的一项发明。
5。理性策略说
理性策略说认为自杀式爆炸事件是很容易实现的，可以使自杀式爆炸组织的发起者得到最大的刺激。这个解释的倡导者指出，自杀式爆炸是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不需要有逃跑的计划。下面是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对一次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所必需的物品的描述。
“除了一位年轻的志愿者之外，还需要一些钉子、火药、一个电池、一个电灯开关、一根短电线、水银（温度计中有）、丙酮，还要花钱去缝制一个能放下6~8个口袋炸药的宽腰带，而最昂贵的是到一个遥远的以色列城镇的路费。整个事件花费大概是150美元。”
这个单子上充满着冷酷的逻辑。当你处理数字时，这种理性策略的解释行得通，但是却与世界上大部分人所持有的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自杀式恐怖主义：时间解释说
在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发现：时间因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自杀式爆炸事件。我们坚信，如果可以通过时间概念来解释自杀式爆炸这个复杂的事件，那么理解平常的行为就会变得相对简单。我们首先假设有一些特别的时间观念会导致个人成为自杀性爆炸者。从根源上来说，我们的自爆者原型是这样一个人：
1。强烈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他可能具有攻击性，可能受复仇心理的刺激而寻求实质上的改变；
2。微弱的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点也不看重传统和稳定；
3。强烈的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认为生活掌握在命运手中；
4。微弱的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他可能不会享受现实，而且感觉没什么可以丧失的；
5。微弱的未来时间观：这种人可能不会展望未来。
我们发现这条研究思路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遗漏了一些东西。这种时间观念可能会促使他们成为自杀式爆炸者，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我们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开始研究心理学领域忌讳的课题：关于死后的生命或来世生活。我们的研究并不能支持死后仍存在生命的观点。但至少，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可以对人们生前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们的客观观点是，死后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死后仍有生命延伸的观点是如何影响人们生前的行为的。
据保守估计，80％~95％的西方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及死后仍有生命。但是，此类自我报告可能还是低估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数。弗洛伊德说过，即使人们想象到自己的死，他们也会把自己当做旁观者那样想象着自己能活下来。他坚持认为“潜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信自己的不死性……我们的潜意识……并不相信自己的死亡，潜意识以一种仿佛永远不死的方式活动着”。从世俗的观点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不会死的，那就没有理由来为未来的生命做打算。我们犯下的弥天大错也将微不足道。我们可以只活在当下并且肆意放纵我们的生命。明天是有保证的，有些宗教教条声称长生不老会带来额外的责任。我们的肉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