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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自我认识
的意见在我十分勇敢的攻击下成为胆怯的意见时，我显得很可笑。 这种情况是预先就决定了的，因为对我来说，侨民的公众意见，甚至一般的公众意见简直只具有极小的意义。 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视为无，并且轻蔑公众意见与它斗争，并不是由我自己的某种力量预先决定的，我一直受到易卜生的《人民的敌人》中施托克曼医生的话的鼓舞，他说：“谁独自地站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就是最有力量的人。”
对于所有的思想指向和思想体系，我都很敏锐，特别是对于极权主义，我有能力深入其中。 我以很大的敏锐性深入于托尔斯泰主义、佛教、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施泰纳主义、托马斯主义、德国神秘主义、宗教正统思想、存在主义哲学，但我不能与它们汇合，我始终是我自己。
G当我被逐到西方时，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占优势的是反对浪漫主义及一般地反对１９世纪的状态。西欧的知识分子鼓舞着古典主义、客观主义、对感情生活的敌视、组织性与秩序、人对权威的服从原则，最担心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特点是，天主教中的托马斯主义、新教中的巴尔特学说都向往艺术中的古典主义，到处寻找客观的秩序，讨厌无秩序地创造的主体性。 １９世纪要对各种形式的无秩序负责，它是万恶的。对浪漫主义的反动特别表现于法国，这种反动在它那里已经开始很久了。浪漫主义被认为是革命的根源，莫拉斯反对浪漫主义是富有战斗性的，尽管他自己过去是君主专制和古典主义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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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７９２
表性的是拉塞尔关于法国浪漫主义的著作，这本书的观点是不公允的，令人不愉快的。 谢依尔的书也是如此，它到处都发现浪漫主义，把所有他不喜欢的东西都称作浪漫主义。托马斯主义者也反对浪漫主义，卢梭被认作欧洲浪漫主义的根源。由他引出了所有的不幸。但是，没有任何比浪漫主义这个词更加不确定的了，确定浪漫主义非常困难，我努力深入理解对浪漫主义的反动的特点，对此我是厌恶的。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实质上是对人类的反动，是对人的激情与人道的反动。 浪漫主义激励着人的精神生命，它承认、揭示与发展人的热情洋溢的本性。我不很喜欢卢梭，他的书对我来说一直是枯燥无味的，他的思想缺乏敏锐和力量。 同时，我也想不到他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主要根源。但是，卢梭在欧洲的人的问题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如同浪漫主义一样。他为了扩展人的精神生活，为产生新的感受性作了很多事情，使人的“本性”
的真理能够起来反对文明与社会中的非真理。 在卢梭以后，在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出现了新的精神，它更加复杂也更加自由地发展精神生活。 人越过了对客观秩序的恭顺而表现了他的主观世界的丰富。 与此相适应出现了长篇小说的罕见的发展和音乐的繁荣。 恢复浪漫主义之前的客观秩序就意味着恢复凌驾于人的精神之上的可怕的暴力。 在欧洲人的命运中，浪漫主义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断裂，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经之路，真正的新的世界只有在主体的深处才能创造。 另外的世界只能是暴力的反动、虚幻的客观秩序的制造。对我来说这是和自由的课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一直准备捍卫浪漫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这个词的精确与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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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自我认识
上的浪漫主义者。还要说说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的断裂问题。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本性，否定先前的世纪，否定先前的一代是一般的特点，时间是很不可靠的，忘恩负义的，很不高尚的。然而，我们要尝试“客观地”
谈谈这个问题。２０世纪的开端也还属于１９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间开始了。产生了与１９世纪本身相对立的新的学说，令人奇怪的是，直到现在，那些敌视１９世纪的派别并没有拿出任何自己独特的思想。这是很平庸的时代。它依靠怎样的思想来反对１９世纪呢？依靠德。 梅斯特尔①、黑格尔、圣西门和孔德、马克思、瓦格纳、尼采、基尔克果、卡莱尔、戈比诺②、达尔文的思想、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权力意志、物种自然选择、反理性主义、等级制的社会组织——但所有这些都是由１９世纪的思想家所阐述和发展的。２０世纪其实不过是将这些一直存在的思想歪曲和庸俗化了。 特别可悲的是尼采死后的命运。１９世纪正如所有的世纪一样，比现代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所设想的更加复杂。 在１８世纪也是一样，那不仅是理性主义启蒙和百科全书派的世纪，而且是神智学和神秘主义流派——圣－马丁、斯维登堡及其他人——的世纪。在１９世纪，在很多肤浅的和空洞的幻想中，提出了人道的思想。但所有的派别都反
①德。 梅斯特尔（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ｃ
ｄｅＭａｉｓｔｒｅｔｒｅ，１７５３—１８２１）
，伯爵，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１９世纪上半期欧洲教权主义和君主政体运动的鼓吹者和思想家之一。 ——译注②戈比诺（Ｊｏｓｅｐｈ
Ａｒｔｈｕｒ
ｄｅ
Ｇｏｂｉｎｅａｕ，１８１６—１８２）
，法国社会学家，作家。 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东方民族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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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９９２
对它。对于２０世纪的思潮来说，１９世纪的有着内省的气质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基尔克果，还有尼采——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西方流放期间，在１９４０年二次大战之后，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点。我重读赫尔岑的作品，深思他在西方的命运。 我比赫尔岑体验到更大的悲惨。 他的时代的事件比起现代的事件来是比较小的。赫尔岑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后对西方感到失望，他与西方的小市民发生冲突。 我也有根据失望，比过去有更大的根据。对于民主的世纪之变形，我比列昂季耶夫更痛心。 不过，我的失望比赫尔岑带有更加深刻的性质，慰藉也应当更加深刻。失望不仅仅与欧洲的命运相联系，而且和全人类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相联系。 慰藉可能并不是和俄罗斯庄稼汉的信仰相联系（像赫尔岑那样）
，而是和千年王国将要来临的幸福信息相联系，和对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存在的秩序（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彻底改观）
之实现的信念相联系。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由于自己的世界末日论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将起大的作用。 不过，这个事业是自由的，而非必然的。 赫尔岑远离尼古拉俄国的奴役到西方世界寻找自由，但他在那里并没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同样离开或被驱逐出俄罗斯，在那里充满着对精神的奴役，并且在消灭自由。我们在西方领略到某些自由，但是这个很不完善的自由王国正在终结，在西方它已经不存在了，世界完全被“宗教裁判大法官”
所奴役。不能和对人和人民的奴役制妥协。所有这些对基督教是可怕的，对于不想依靠帝制王国的基督教更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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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自我认识
G后来的年头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变化：我得到了遗产，虽然是很微薄的。 我成了位于克拉马尔带花园的陈列室的所有者。 在被逐生活中我第一次有了财产，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尽管我继续贫穷。 当然，我很早就得到了父亲在波兰的遗产：铁矿和土地的长子继承权，但这些被波兰政府取消了，我一直不能得到这些财产，不能从这些得到一分钱，而只有支出。 我得到的遗产来自我已死的朋友——贝斯特。 弗洛林斯。 她出生于英国，后来嫁给很富有的法国人。 她是一个很有特点和很有意思的人，十分美丽，深深地信仰《圣经》，是新教徒。 她为在生活中实现福音基督教而备受折磨。莉季娅与她非常友好。 有几年在我的家里，有一个研究《圣经》的小组，她起了大的作用，回忆她一直使我感到轻松。对于物质财富我一直有奇怪的态度，在被逐的日子里我一直不富裕，经常受穷，有时甚至不知几个月后怎么活下去。 所以一直在找出路，我一直没在物质生活上安排妥当。 我所特有的是：在心理上是非常丰富的贵族，而在物质生活上是贫困的，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由于我的在花园中的带窗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