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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体力劳动这个领域是很笨拙的。 我还是个艺术家，酷爱写生画。 我在素描方面有很高的才能，我对此很得意。 我是武备学校第一批画素描者之一，我甚至在素描学校学了３年，正式毕业。 我已经用油画颜料画画了。 在这方面我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才干，有的只是一些能力。 不过，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才能时（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
，就完全丢掉了写生画，开始写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说，于是又恢复了对武备学校的反感。 当我观察当前这一代青年时，发现他们被军国主义和军事理想迷住了，这使我异常愤怒。 我受到军事的教育，忍受着军事科目的训练，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属于军人集团。处在武备学校里使我更加反对军事环境和氛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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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自我认识
本性说，我属于那种总是否定地对待周围环境、倾向于对其进行抗议的人。 这同样是一种依赖性的形式。 我一直想中断和周围环境的联系，一直想离开它，我的适应能力很差，对我来说，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不适应性是我的基本特性。 无论任何时候，无论对任何事物，无论对谁，我都不能屈服，这已经用我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所检验过了。 在进武备学校之前，我还完全是个孩子，穿上父亲的近卫重骑兵团的军服，挂上祖父的绶带和军章，打扮成我甚为喜欢的苏沃洛夫的形象，甚至制定了作战计划。 但这时我的军国主义倾向完全转变了，我的某些好战性完全转到了思想斗争中，转到了思想领域的会战之中。 所有的军事事务都是我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使人成为整个集体的从属部分。我甚至不保持军校学员的样子：没按军校学员的形象剪短头发。为了尽量逃避和将军碰面，便不去排队。 和武备学校的同学不发生任何关系。在这方面，我的不露心境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暴躁同样使我的同学关系产生困难，即使和我一起玩牌也会不太愉快，因为我会以真正的发狂来对待我的对手。 顺便说说，我爱玩纸牌以至发狂的嗜好在少年时代就改变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对哲学的喜爱，对认识生命意义的喜爱把所有的爱好都挤到一边去了。 在我的本性中存在着军官的素质，但它们被我压制下去和排挤出去了。 克服那些本性使我的素质更加丰富了，使我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转变。 在转变以前，我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特点，现在从中解脱了出来。这种转变是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里实现的，当时我住在彼得堡我父亲的堂兄弟（是一个大官）的家里。 与此同时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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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７１
了自己的理想：从武备学校六年级退学，开始准备升大学的考试。 回忆过去，应该说，和我有某种联系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地主的、父权制的生活方式。但我很喜欢俄罗斯的乡村，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思念她。
G疾病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童年起我就受到了疾病的损伤。 我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从最高尚的意义上说是精神上勇敢的人，而在生命的重要关头，则是一个肉体上勇敢的人。我可以用生命中许多危险关头的情况证明这点，这可能是我的军人的遗传性在起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的勇敢也有限制，我也意志薄弱，也胆怯，我害怕生病，疾病使我几乎产生内在的神秘的混乱。 不过，如果说这是怕死，那就错了，任何时候我对死亡都没有特殊的恐惧，那不是我的特性。 如果说我怕死，那么，与其说这是自己个人怕死，不如说是更近于人类之怕死。 我怕的正是疾病、传染病（它一直是其他疾病的引发点）
，我是多疑的人，这不仅是对自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他人。 我的很强的想象力是在别的方面，比如，我不害怕被子弹或炸弹杀死，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变革的日子对我进行了考验，当时炸弹落在我在莫斯科住所的房上，另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爆炸，这时我继续写作，同样，对巴黎的轰炸也完全没使我害怕。 但是，我害怕伤寒、白喉的传染，甚至害怕简单的流行性感冒。 对此可以部分地从疾病对我的家庭的巨大影响得到解释。 我很少得到什么训导，但在童年时我总被“活着就有疾病”的思想所训导。 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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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自我认识
医学教授到我家给所有的成员进行检查。 我母亲被严重的肝病折磨了４０年，在晚上由于渗入的结石而肝病发作，我听到她的喊声，这对我是很沉重的折磨。 父亲经常治病，我自己也经常治病，在童年时曾经因为风湿引起的发烧而整年躺在床上。 我的家人特别神经质，我在这方面是有遗传的，这表现于我的神经活动中。 我的气质上的焦躁可能与此有关，我的动作同样也是急剧的。这种特殊的神经质来自父亲方面，母亲常常说，别尔嘉耶夫们神经不完全健全，而库达谢娃们则是神经健全的。 我的哥哥是神经上有严重毛病的人，很多人都发现他的神经不健全。 这方面的遗传使他的潜意识存在着损伤。 我在家中常常起调停人的作用。 哥哥的家是我走出贵族环境的第一出口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哥哥是个准备把最后一点东西也交出去的人，金钱在他那里连一天也存不住，所以，他经常处于窘迫境地。 他长得很美，有一张近似希腊人的脸，然而，他周期性地不修边幅，不刮脸，不洗澡，那种穿戴使人产生堕落的印象，然后又一下子很雅致起来。他的才能是我所没有的，即惊人的记忆力和掌握数学和语言的能力，他甚至能用德文写诗，不过，对于哲学，他却没有任何的爱好。 在他的家中我很早就看到了通灵术，对它我是坚决反对的，有时我哥哥陷入精神恍惚状态，开始讲些押韵的话，经常是听不懂的语言，这时他就成为降神者，通过他便可和印度教徒的大圣世界交往。 有一次，通过处于恍惚状态的哥哥之口，大圣告诉我：“他将是你们古老的欧洲里最著名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我所否定的，我为反对它而斗争。 但是，这种环境是紧张的，是思想爱好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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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９１
我的家庭里完全没有权威，我在家中感觉不到传统生活方式的惰性，其中某种东西在开始动摇，它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圈子，而没有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 还是在我父亲生活的后半时期，就将某些东西从先辈那里过渡给我了。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束缚我，没有强制我。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受惩罚。 可能，由于自负，我努力自恃，以便使人们没有惩罚我的理由，小时候我一直不任性，不哭，很少有儿童的顽皮，我所唯一固有的本性是脾气暴躁。 与生俱来的自由是我固有的特性。 按起源与激情来说，我是解放者，我形成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并将它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 这表现在我喜欢布置自己的房间，并使它比别的房子都显得突出，我不能容忍对我的东西的任何侵犯。 从童年起就组建自己的图书室。 我想，利己主义是我一直所固有的，但利己主义主要是保卫性的。 我不是自我中心论者，即不是极端自我吞食者，不是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人。 我一直是书呆子般地严守制度的，喜欢按顺序排好一天的秩序，不允许我的写字台上的秩序有任何微小的破坏。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相反方面，是我对国家和政权的厌恶的相反方面。 记得我和父亲有一次重要的交谈，在谈话时父亲哭了起来，这次谈话对我很重要，在这之后我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这次谈话。 我的父亲很爱我，这种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我和母亲的关系比较浅，她一直让人感到法国风度和比父亲更强的上流社会气质，同时她又是很善良的。 我不喜欢上流的贵族社会，从一定的时候起发展到与它的尖锐冲突，直至完全断绝与它的关系。 我一直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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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自我认识
以贵族气派自傲的上流社会，我所固有的贵族气质显现在厌恶感中，这种厌恶感是由那些想从低等阶层挤进最高阶层而不愿意被淘汰的Ｐａｒｖｅｎｕｓ（暴发户）引起的，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贵族特征的。 贵族气质是由出身决定的，而不是由成就决定的。 在童年时代想必我就具有贵族的偏见，不过，在暴风雨般的反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革命中，我战胜了它。在贵族社会里我没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