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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替作家联盟的成员斡旋，从监狱中拯救他们或者保护他们免遭迁出住宅的威胁时，那么通常我都去请求加米涅夫，当时他住在工人代表莫斯科苏维埃里，在一个过去莫斯科的将军——总督的房子里。 应当说，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的加米涅夫，一直是很关心并且保护学者和作家的。 为了保护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作了很多事情。 不过，我去找他则是一种牺牲。 虽然他很客气，但是他已经具有了达官的样子，穿着带有海狸领子的大衣。整个环境都是官僚制度的，从而引起我的反感。有一次，我和作家联盟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找加里宁，为的是从监狱中解救奥索尔金（他因为帮助饥饿者和生病者协会的事情而被捕）。
我们与卢那察尔斯基达成了协议，但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了一段有名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信没有任何用处。 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正如如果我给了一张带有我签名的介绍信，同样没有任何用处一样。 但是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的介绍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１９２０年我是莫斯科大学的系选教授，讲了一年的课，在那时这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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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自我认识
但是，只是由于我参与了作家书屋才能有一些钱。 书屋的主要人物是奥索尔金。 这个书屋变成了文学中心，成为一个类似俱乐部的东西。在苏维埃俄国整整５年的生活中，在我的位于小弗拉西叶夫斯基胡同的房子里，每周二（我记不准确了）举行集会，进行演讲、座谈。 在这些年里我在很大的教室里公开地发表演说。 有一次集会我记得特别牢。 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他们在当时是被允许活动的）
宣布举行关于基督的公开辩论。这吸引我去参加了。 它同样吸引了主教们和神甫们，但他们没有出席。 出席的有托尔斯泰主义者，有费多罗夫的继承者（他们将费多罗夫关于礼拜日的思想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有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有很多的红军战士、水兵、工人。 当时还存在着革命自发势力的氛围，也还没有完全定形和完全组织起来。这时是１９１９年初，也可能是１９１８年底。 一个工人作了关于福音书的报告，报告认为，可以科学地证明，圣母是妓女，而耶稣基督则是罗马士兵的私生子。 讲堂里疯狂地鼓掌，很多人讲到福音书中的矛盾。 当你和很肤浅的和很少文化的对手讨论时，那是很困难的。 以后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发言，他对教会的指责异常尖锐；后来是费多罗夫主义者发言，自称是“生命宇宙神秘论者”
，他胡说福音起源于母马，纯粹是难以想象的奇谈。最后提出，社会最高纲领已经实现，现在应当把死寂的宇宙星期日列入日程。 这使听众大笑。 后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应当说，他是最好的，比起其他人来，他的发言是相当好的（一个时间里，我在当时富有特点的苏维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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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１５２
“国家的语言研究所”作报告，讲语言伦理课程，有很多的听众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还和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们十分令人喜爱，能够提出智力很高的问题）。
听着这一切讲述有关基督的讲演，我感到说话异常的困难。 在那种为情感所充满的环境中，在那种智力浅薄的情况下，能够说什么呢？但是我作了很大的精神努力，集中自己全部力量，作了讲演，在那个时刻我感到了很大的灵感，我感到比我在生活中任何时候讲得都好。 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讲述了和我后来的小册子《论基督教的优点和基督徒的缺点》大约一样的话。 开始，听众是敌视我的，响起了口哨声、喊声、嘲笑性的叫声。 但我逐渐地掌握了听众，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后来很多人拥向我，与我握手，表示谢意。 我的另一次演讲是在政治博物馆的大厅里讲《科学与宗教》，也是同样的，那次有１５００或者２００听众，工人和红军战士占大多数，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讲演之后听众请求公开讨论，我则声明，演讲准许不讨论。 在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大学生，十分不高兴的样子，走出来并说：“我以全俄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论是公开的。”
在听众中我感到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 气氛是紧张的，正如当时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演讲后的讨论，那时我已经步行回到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家中去了。 赞成我的有听众中整整一个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集团。 有一个工人，我觉得他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兴趣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宗教和上帝。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去听像我作的那种演讲？”他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我想是为了驳倒反对信仰上帝的证明。”
在那时的苏维埃俄国的听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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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自我认识
我发现了比后来在年轻的俄国侨民中对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加集中的关心。 我感到了俄罗斯的广袤性，自发力量的巨大。
G G G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性中，在它的创造（它大于破坏）中，我很快就感觉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险。 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奇怪的是，当全俄作家协会需要注册时，没有可以把作家的劳动列入其中的劳动部门，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工人的范畴进行注册的，这完全是荒唐的。 世界观（革命象征性地渗入其中）不仅不被承认为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主动性，而且把精神看作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障碍，看作反革命。革命推翻了２０世纪初俄国的文化复兴，转变了它的传统。 但是与俄国精神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人依然故我。 我萌生了这样想法：必须把过去精神文化的活动家集中起来，并且创立一个中心，以便继续进行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 这不应当是宗教—哲学学会的恢复，联合应当是更加广泛的，包容不同派别的人们，而且承认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 我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的发起人，它存在了３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
，我是它的主席，在我出走之后它也就关闭了。 这个特别的创举是从在我家举行的座谈中产生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的意义在于，在那沉重的年代它是自由地思想和提出高质量文化问题的唯一地方。我们坚持讲演课、课堂讨论、公开辩论。 A o U（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处所，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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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３５２
实际上是自由的，而不是国家机关。 我们在高级女子培训班进行公开的报告，讲演和课堂讨论在不同的地点，在某个苏维埃机关里（那里的管理人是我们所熟识的）。
一段时间里我在“酒精中心”的房子里作报告和进行课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报》曾经写道，在苏维埃机关里作关于宗教——精神问题的报告是不能容许的。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他无疑是进行告密）想用俏皮的语言结尾，说什么在宗教与酒精之间永远存在着联系。结果，我作为的代表被契卡传唤，A o U同时，“酒精中心”的负责人也被传唤。 我出示加米涅夫的条子，条子上说已经在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了注A o U册。 最大的困难是给契卡的侦察员解释，精神文化是什么意思，它与物质文化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过去了，但是，准确地说，这为将我逐出苏维埃俄国提供了口实。 我作了关于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演讲，进行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堂讨论。这些演讲与课堂讨论为我的书提供了基础。我的演讲和课堂讨论的出席率是很高的。 常有共产主义者出席。第一排通常坐着年轻人，他们毫无疑问是契卡的间谍。我一直讲得很自由，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 在公开报告后的讨论同样是自由的。 最后一年的公开报告特别有成绩。 有三次报告（论施本格勒的书、论魔法和我的论神智学）来了异乎寻常多的人，一群人站在街上，形成了人墙，我费了好大劲才走进屋子（应当说明，我是主席）。有一次，作为主席的我在报告时收到女子培训班负责人的一个条子，说过多的人群会使场地倒塌。 在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报纸上没有作任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