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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荒唐的词组，不过，可能存在阶级的谎言，比如，与人剥削人有牵连的资产阶级所传播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我构造了无产阶级“弥赛亚说”的唯心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要从剥削制度的罪恶下解放出来，并被赋予接受先验意识（它决定了真理与正义）的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要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心理意识和先验意识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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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自我认识
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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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７２１
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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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所有这些使我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圈子疏远了，其实，我与它从来也没有融合。 如果认为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在“同志们”的圈子里旋转，那是不对的。 我经常与其他的团体交往。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还与学院里教授哲学的。 。 d ‘切尔帕诺夫有密切交往。 他是很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听他的唯物主义批判课能获得好的收益，星期六我常到他那里去，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专门哲学谈话。 这种谈话对我是有益的，使我从自己的封闭思想中走出来。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这并不重要。 切尔帕诺夫在哲学上首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个新型的教授。 在流放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的终身朋友，也可能是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才能出众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我说的是利夫。 舍斯托夫，他也是基辅人。 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著作，我特别对他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感兴趣。 我们经常争论，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是相近的。 这不仅是兴趣的智慧和交流，而且是存在主义的交流，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一直到他在巴黎去世以前我们的交往都很密切。 另外一些人也和舍斯托夫有联系，这些人对我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我流放启程前，一位美丽的女士对我说了这样告别的话：“在生活中没有比爱更美好，没有比痛苦更真实。”——出自阿尔福来德。 法。 穆塞。尽管我的精神危机开始了，尽管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但是在流放前这段时间仍是我大受欢迎的时期。我第一次作公开演讲，讲的是《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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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９２１
主义》中的一章，当时我听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这与听众知道我行将流放北方有关。 后来，当我受到特别的指责和文章的谩骂时，我经历了长久不受欢迎的时期。 我甚至喜欢上不受欢迎的痛苦滋味。 流放前这个时期对我好似春天，充满了诗意。 这种情绪延续到我流放的最初阶段，我的思想和情绪反映在《为唯心主义而斗争》这篇发表在《神的世界》上的文章中。 这篇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左派集团的愤慨，这些人大多数是墨守陈规的。 文章的序言引用了我所喜欢的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师索尔尼斯》。我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实证主义者，这也就使我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
产生了更彻底的决裂。精神的价值和一直不受重视的美的价值，被宣布占有首要地位。我亲身感受到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繁荣的精神潮流，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极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比唯心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可能更加是本性使然。 关于个人与自由的课题是我一生中的课题。 我一生都感到，在完全与人们进行社会配合的情况下，我所固有的才能便衰弱，而在冲突和孤独的情况下，我的才能反而增强。这些年我深入研究的不仅是精神思潮，而且是狄奥尼索斯（酒神）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这里是结合在一起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 尼采学说解释不了这种情况，只有用我的本性所固有的狄奥尼索斯因素才能解释（尽哲它不占主导地位）。瞬间神魂颠倒的感受是我所固有的，尽管我重理性，通情达理，但那种感受也经常发生，很明显，这可以用我的法国血统来解释。特殊之处是我永远也不醉酒，我能喝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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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自我认识
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