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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大量工人因为缺乏安全措施、或者安全措施不充足、或者没有实施安全措施、或者由于真正的偶然事故而被杀或受伤，对此类事件的宣传极为少见。
当然这些伤害并不能因为这个工人不是女人就不发生。
契约主义者并不是惟一的否认妓女是女人这一事实的意义的人。
除有些女性主义的分析之外，很难再找到人承认卖淫是公民社会的男权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人。
左派和右派以及有些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妓女的工作就是受雇用，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任何此类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与矿工或电工、秘书或电子产品装配工相比，妓女只不过是在一个不同的行业工作，提供不同的服务（劳动力形式）。
因此，对卖淫的批判常常使用经济学术语，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了。
例如，很久以来我们就听到这种观点：妓女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才做这种生意的。
妓女签订卖淫契约的条件与就业契约和婚姻契约的签订一样，备受关注，妓女签订这种契约并非出于本意，这常常被视为卖淫的问题之所在。
因此，爱利生·雅格（Alison Jaggar）曾经说：“正是由于卖淫现象背后的经济胁迫性……才为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提供了基础。
”雅格（AJaggar）：《卖淫》（Prostitution），载于索布尔（ASoble）编：《当代性哲学读本》（The Philosophy of Sex：Contemporary Readings），第360页。
现在，在宗教界，左派和右派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卖淫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一旦一个女人进入这一行业，她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受到剥削和贬低。
依附问题再一次被忽视。
在有关经济胁迫性和剥削的观点中，比较常常颠倒过来；不是妓女被视为受剥削的工人，而是相反，工人被认为与妓女处于同一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对卖淫的批判源自马克思的一句话“卖淫只不过是劳动者普遍卖淫的一种特殊表现。
”因此卖淫成为经济胁迫、剥削和雇佣劳动异化的表现。
正如一个批判家所说：“卖淫是现代公民生产者的堕落的具体化。
”莱曼（JHReiman）：《卖淫、吸毒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rostitution，Addic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Liberalism），载于《当代危机》，第3辑，1979年，第66页。
卖淫契约不是就业契约的一个特例；与此相反，就业契约成为一种卖淫契约。
因此，妓女的形象是雇佣劳动的一切错误的象征。
把妓女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缩影，用妓女的形象来代表工人，这是很可笑的。
“工人”是男性的——但他堕落的象征是一个女性，男权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普遍卖淫的制度。
妓女似乎成为雇佣劳动堕落的一种极为明显的象征，这一情形使得人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她所卖出的东西与别的工人所出卖的劳动力是根本不同的。
如果卖淫是一种与任何有报酬的工作一模一样的工作，那么妓女的现存状况就只能像契约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归结为法律的禁止、虚伪和过时的性观点。
性契约的故事对卖淫和其他妇女占大多数的获取报酬的工作之间的不同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即使卖淫契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签订的，它仍然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就业契约有所区别。
例如，工人通常是与一个资本家签订就业契约。
如果妓女只不过是一个工人，那么卖淫契约中也应该通常有一个资本家；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签订这种契约的男人是一个工人。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妓女是在“按摩房”工作。
她应该是一个获取报酬的雇工，签订了就业契约。
确实如此；但是，卖淫契约不是就业契约。
卖淫契约不是与雇主签订的，而是与男性客户签订的。
妓女可以是一个获取报酬的雇工（工人），也可以不是；把有些妓女“称为小企业主也不过分”。
卖淫错在哪里？（8）
埃里克森：《对妓女的指控》，第351页。
然而，这种区别对于如何去描述卖淫的问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是一种自由工作和自由交换，还是一种剥削或一种特殊的依附形式？如果卖淫契约同时也被视为就业契约，那么无论妓女是工人还是小企业主，人们都必须把她视为是在出卖劳力或服务。
从契约的观点来看，就业契约具有无限的弹性，公民奴隶终身契约与在为军队或移民工人服务的妓院签订的短期卖淫契约都属于就业契约。
无论妓女是被剥削的工人还是自由工人或小企业主，人们都认为她们出卖的是劳动力和服务。
正如埃里克森所说，妓女必须出卖的“不是她的身体或阴道，而是性服务。
如果她真的把自己出卖了，那么她就不再是妓女，而是性奴隶”。
同上，第341页。
更准确地说，她与奴隶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就恰似工人、雇佣奴隶与奴隶相似。
劳动力是一个政治虚构。
资本家没有也不可能立约来使用无产阶级的服务或劳动力。
就业契约给予雇主使用工人的劳动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在就业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内使用工人的自我、人和身体的权力。
同样，一个妓女除非她在场，否则她就无法提供服务；人身权与物质财产不一样，不能与它的所有者分开。
“嫖客”也就是那个立约要使用妓女的服务的人就像雇主一样，在卖淫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内获得了对她的人和身体的使用权——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雇佣奴隶与妓女、就业契约与卖淫契约之间就不能再相比较了。
资本家对工人的身体和自我没有什么内在的兴趣，至少没有像签订卖淫契约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兴趣。
雇主主要是对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感兴趣；也就是说，对利润感兴趣。
所有者与他的财产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味着，为了利用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来生产商品，雇主必须把（具体的）工人组织起来，强迫或引导他们去劳动。
实际上，与工人相比，雇主更偏爱机器，因为机器就像绝对忠实的奴隶；他们不会不服从命令，不听资本家的使唤，组织工会或革命协会。
但是，如果资本家用机器来取代所有的工人，那么他就成为一个纯粹的所有者。
雇主之所以对工人的自我感兴趣，是因为没有它，他就不再是主人，失去了控制依附者的快乐。
与雇主不同，签订卖淫契约的人只有一个兴趣：妓女与她的身体。
虽然市场上出售一种能够膨胀的洋娃娃，可以作为女人身体的替代品，但是，与取代工人的机器不同，广告上说这些洋娃娃与“真人一般”。
这些洋娃娃是女人的实实在在的替代品，而不是像取代工人的机器一样，只是功能上的替代。
甚至一个塑料的女人替代品也能给男人一种成为主人的快感。
在卖淫过程中，女人的身体以及对这个身体的性使用是契约的主题。
在市场上把身体作为身体出售与奴隶制十分相似。
用妓女的形象而不是男性工人的形象来代表雇佣奴隶制并不是完全不合适的。
但是，卖淫与雇佣奴隶制不同。
任何形式的劳动都不能与身体分开，但是只有通过卖淫契约，买者才真正获得了对一个女人身体单方面的直接的性使用权。
契约主义者可能会说，在这一点上我对身体强调得太多了。
即使契约里提到的是身体而不是服务（尽管应该提服务），但是一旦身体的使用权或身体的部分使用权被立约出卖，精神自由也还保存着。
自我或人并不能等同于身体，因此即使人身权被使用，自我也没有受到损害。
大卫·里查兹（David Richards）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质疑过康德以及他认为追随康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
康德谴责卖淫为可耻的协约；立约把身体的一部分出卖以供性使用就是把自己变为财产，因为“人的各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康德：《法哲学》，第3部分，第26节，第112页；康德：《伦理学讲座》，第166页。
康德写道，人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他不是自己的财产；说他是财产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么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