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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调查表明，英国的妓女与大多数女工相比收入要高得多，与男工相比也处于中高收入档次。
麦克列奥德：《工作妇女》，第17、20页，表12（a），12（b），13。
美国电影《工作女孩》描绘了卖淫对于具有大学学历、想一夜暴富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吸引力。
妓女们还谈到独立的程度和这种工作所提供的灵活性，卖淫还可以与做家务活和照看孩子相安无事。
现在，吸毒也成为了妇女沦落风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妇女沦为娼妓的原因比较容易弄清楚，但什么才算卖淫却没有那么容易弄清楚。
大多数讨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卖淫”的意义是自明的；“我们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术语指的是什么。
”埃里克森：《对卖淫的指控》，第348页。
要把我们社会里业余卖淫者和专门从事卖淫的妇女区别开来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何况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里的活动也非常不同。
一个最顽固的观点是，卖淫（像男权制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特点，这种观点用一句老话来总结就是卖淫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
这句老话可以用来指古往今来我们都称之为卖淫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
例如，一个捍卫卖淫的契约主义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卖淫”是从古代寺庙卖淫发展而来的。
里查兹：《性、毒品、死亡和法律》，第88页。
有关寺庙卖淫的不同看法，参看勒纳：《父系制的确立》，第6章。
有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活动也被授予同样的社会意义，如：古巴比伦的寺庙卖淫、贫困妇女出卖肉体以为自己和孩子换取食物、“白奴”、为军队提供服务的战地妓女、向白人开拓者提供服务的妇女。
参看巴里（KBarry）：《女性性奴隶》（Female Sexual Slavery），第3～4页、第80～83页。
马莱亚（Malaya）妓院二战前在莱罗比很流行，怀特（LWhite）在《二战时期莱罗比的妓院、认同感和阶级意识》（Prostitution，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Nairobi during World War Ⅱ）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讨论，该文载于《符号》，第2辑，1986年，第2期，第255～273页。
莱罗比的工人供养不起离开农庄到城里与丈夫在一起的妻子，殖民当局没有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处。
男人们光顾马莱亚的妓女，她们“提供床——干净衣物、饭菜、洗澡水、热餐、冷餐、茶，还陪伴他们……过夜的男人……还可吃早餐”（第256页）。
应该如何对这种服务归类？它是一个扩大了的卖淫契约还是一个简约了的婚姻契约？是否所有这些社会实践与男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卖淫契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实际上，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当代意义上的卖淫——这种卖淫形式使契约主义者捍卫“健康的”卖淫成为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历史现象，它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形成的。
关于英国，参看沃克维奇（JRWalkwitz）：《卖淫和维多利亚社会：妇女、阶级和国家》（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Women，Class and the state）；关于美国，参看罗森（RRosen）：《沦落的姐妹：1900～1918年的美国妓院》（The Lost Sisterhood：Prostitution in America，1900～1918）；关于新南威尔士，参看阿伦（JAllen）：《20世纪早期新南威尔士州妓女无产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Prostitute Proletaria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New South Wales），载于丹尼尔斯（KDaniels）编：《世事艰难：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妇女和卖淫》（So Much Hard Work：Women and Prostitution in Australian History）。
娼妓是一个分散的从事某项特殊工作的雇佣劳动者群体，卖淫是男权制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这两者都不具有普遍性。
在这三个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娼妓都只不过是偶尔工作的穷人中的一部分。
这一阶层的妇女断断续续地从事卖淫活动，她们也断断续续地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
娼妓并没有被当成一个特殊的妇女阶层，她们也没有从其他劳动者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孤立出来；专门的“卖淫”这种职业尚不存在。
例如，在英国，当代意义上的卖淫是由传染病法（1864，1866，1869）的出台而促成的。
根据这一法令，驻军城镇的妇女可以由便衣警察认定为“公妓”，强制接受妇科性病检查，如果受到感染，就强行关进医院。
为废除这一法令而举行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卖淫错在哪里？（5）
皇家委员会有关这个法令的有一份报告并没有接受公共卫生必需不仅对妇女而且还要对士兵和海员进行定期的性病检查的建议，报告认为“妓女与光顾她们的嫖客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对于一方来说，这种冒犯是一个收益问题；而对另一方来说，它是偶尔放纵一下的自然冲动。
”引自特拉斯特兰：《是恶心人还是损人？检察维多利亚时期士兵的性病》（Distasteful or Derogatory？ Examining Victorian Soldiers for Venereal Disease），载于伦敦女权主义史协会编辑的《历史性动力》（The Sexual Dynamics of History），第62～63页。
艾滋病在当前也引起同样的反应；例如，已经有人向内华达立法机关呈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允许对患有这种病还继续工作的妓女提出谋杀指控。
我在1987年4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到男嫖客。
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如约瑟芬·巴特勒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并不仅仅只是性道德——惟一与性契约相契合的道德——的“双重标准”。
她认为这个法令涉及了每一个妇女，对大多数妇女的安全和私人生活的尊重都取决于公共可得的妓女这一“奴隶阶层”，这是不应该接受的。
巴特勒后来在写给她姐姐的信中说：“锁住我们被奴役的姐妹的链子正向我们压来，即使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也不能逃避这一事实，即只要她们还被锁着，我们就不能完全地、真正地获得自由。
”巴特勒（JEButler）：《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 Memoir），第3版，第215页。
对于反对这一法令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卖淫是男性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一种最为强有力的形式。
然而，女权主义的问题被社会净化运动所淹没。
这场运动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对保证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的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法案给予警察对于贫穷妇女的更大的即时判决权。
到1886年传染病法废除时，卖淫的性质已经在改变，这一行业正经历“专业化”。
被法令列为公妓的妇女很难把自己的名字从登记册上划出，因此也很难再找别的工作。
这些妇女常常在寄宿妓院租房，开办寄宿妓院的也是妇女，她们常常有家要养，除妓女之外还有其他房客。
1885年的法案给予警察关闭妓院的权力，从1890年到1914年，妓院被系统地关闭。
警察有权对拉客进行查禁。
妓女们转向拉皮条者寻求保护。
卖淫从由女性控制的行业变为由男性控制的行业，正如茱蒂丝·沃克维奇（ Judith Walkowitz）所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对延长妇女的站街时间非常感兴趣的第三方。
”沃克维奇：《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 第212页。
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消除自由卖淫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途径。
与其他英国殖民地不同，新南威尔士并没有立法反对传染病，也没有采用1885年法案。
1908年才开始立法反对拉客、拉皮条和经营妓院，根据茱蒂丝·阿伦（Judith Allen），治安策略的目标是取缔光天化日下的卖淫。
结果是，自谋职业的妓女不可能再经营下去；“妓女的工作从结构上来说被无产阶级化了。
”阿伦：《妓女无产阶级的形成》，第213页。
妓女被迫求助于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或者是受雇于同样的罪犯的拉皮条者。
在美国的拓荒时期所发起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