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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顿：《女仆：19世纪美国的家庭服务》（Serving Women：Household Service in Nieenth Century America），《导言》。
在1901年的澳大利亚，差不多半数的领取工资的妇女都在从事某种家庭服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私人家庭里）。
在整个19世纪，对仆人的需求都大于供给，因此一个受到良好仆人训练的女子非常适合作妻子，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金斯顿：《我的妻子，女儿和可怜的玛丽·安：澳大利亚的妇女与工作》《My Wife，My Daughter，and Poor Mary Ann：Women and Work in Australia，Melbourne，Nelson，1975》，第3章。
在19世纪阶级和性别界线分明且错综复杂的英国，仆人也成为某些上层社会的男子的追求目标。
（仆人汉纳·卡尔威克与绅士阿瑟·芒比的长期结合也许是其中有史可查的最具戏剧性的例子。
）卡尔威克的说明，斯坦顿的《汉纳·卡尔威克日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仆》（The Diaries of Hannah Cullwick：Victorian Maidservant）。
达维多夫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阶级与性别：AJ蒙比和A卡尔威克日记》（Class and Gender in Victorian England：The Diaries of Arthur JMunby and Hannah Cullwick），《女性主义研究》，1979年，第1期，第86～141页。
卡尔威克与妻子是居家的家属的（超阶级的）女人理想形成强烈反照。
她是一个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劳动阶级妇女，可以挥舞拳头，对人们心目中再也熟悉不过的男性形成威胁（其他劳动阶级妇女的威风也要超过男人）。
蒙比在187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可轻而易举地把我的主人举起来，就像扛起一个孩子，他体重为154磅有余。
”（斯坦顿：《日记》，第2页，第167页。
）直到19世纪30年代，包括具有少量资产的熟练劳动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英国家庭都雇有全职的仆人或女佣。
家庭服务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领域。
1881年，每21人中就有一个私家仆人，大多数常驻仆人都是女性，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的所有妇女中有三分之一都从事这种服务达维多夫：《终身被统治》，第409～410页。
。
家庭主妇负担了曾经由不同等级的仆人或全职女佣所负担的任务。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扫卫生、购物、做饭、洗衣和烫衣。
妻子、奴隶和雇佣奴隶（7）
奥克利：《家务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第49页。
她还照看孩子，常常还照看年迈的父母，有时还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丈夫的工作，成为他的不付工资的助手。
为人之妻的这一方面在很多小商店里或职员和政治家的妻子身上最为清楚，不过各种职业的丈夫都享有这种服务，只是不够明显罢了。
例如，妻子提供研究上的帮助（男性学者），作为（商人的顾客的）女主人，回电话和整理定单（小商人）。
芬奇（JFinch）：《与工作联姻：妻子参与丈夫的工作》（Married to the Job：WivesIncorporation in Mens Work）。
芬希提出了8条规则，以供想要结婚而又不想参与丈夫工作的妇女遵循。
然而，正如克里斯廷·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所说，把家庭主妇的工作列成单子告诉我们的东西也就仅此而已。
这个单子不能解释同样的服务到底为什么能够在市场买到，为什么妻子完成特定的工作而不付报酬而如果她在餐馆或洗衣房工作却能获得报酬。
德尔菲：《走近家庭：对妇女压迫的唯物主义分析》（Close to Home：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第87～89页。
问题并不在于妻子从事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却没有报酬（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为家务劳动付酬）。
相反，成为女人（妻子）就意味着为男人和根据男人的吩咐提供某种服务。
总之，没有性契约和“男人”和“女人”以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男权建构，婚姻契约和妻子作为劳动者的从属地位就不可能得到理解。
奴隶的不自由的劳动和仆人的劳动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必须随时为主人服务。
妻子也时刻听从丈夫的吩咐。
因此，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极其漫长。
美国和苏联的证据表明，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之间，家庭主妇每周的工作并没有明显的减轻。
虽然美国在1965～1975年之间出现过减轻的现象，但这种减轻的起点非常之高。
美国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间预算表明，家庭主妇每周大约工作55个小时，如果有不满周岁的小孩，工作时间就增加到近70个小时。
哈特曼（HHartmann）：《家庭是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家务为例》（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Class，and Political Struggle：The Example of Housework），《符号》，1981年，第3期，第388～389页；奥克利的《家庭主妇》（Housewife），第7页，表A。
1971年的英国妻子们每周平均工作77小时，奥克利：《家庭主妇》，第6页；《家务社会学》，第92～93页。
丈夫极少参与家务。
美国最近就婚姻劳动分工所举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丈夫极少参与家务”，伯克：《性别因素：美国家务劳动的分配》（The Gender Factory：The Apportionment of Work in American Households），第161页。
丈夫的存在只会增加家务负担；“丈夫可能会成为干家务时间增加的原因——也就是说，与其说丈夫帮助料理家务不如说他增加了家务。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估计，一个丈夫每周产生大约8小时的额外家务。
哈特曼：《家庭是场所》，第378～379页和第382～383页。
妻子从丈夫那里获得生存物质（“保护”）以及能够使她得以履行自己的工作的物质。
她依赖丈夫的慷慨，只能争取得到一个“好主人”。
达维多夫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和爱德华时代的丈夫的评价在今天并没有失去意义；如果他给妻子“额外”的钱，或“帮”她料理家务，“这与同一传统里乡绅及其妻子仁慈地给佃户和村民额外的钱并无不同。
”达维多夫：《终身被统治》，第419页。
妻子所要付出的服务与她所得到的供养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意志；“已婚妇女不可能通过提高服务来提高生活质量，惟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为一个更富的人提供同样的服务。
”德尔菲：《走近家庭》，第70页。
然而，妻子不可能保证自己的丈夫，无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资本家，都能慷慨大方。
已婚妇女法扰乱了对家庭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家庭福利标准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丈夫的福利标准——惟一能代表妻子（孩子）的人——能够代表全家。
甚至像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著名的《通向维干码头的路》中也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妻子比她们的丈夫更为贫穷这一事实。
帕泰：《奥威尔的迷方：男性意识形态研究》（The Orwell Mystique：A Study in Male Ideology），第3章。
妻子为了让丈夫和孩子能够吃上饭而常常舍弃自己的基本必需品，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长期高失业率和福利削减的时期，妻子的行为会有所不同。
即使是最好的时期，丈夫的娱乐与家庭主妇的供养需求之间也处于冲突状态。
人们常常认为家庭主妇与工人、仆人或奴隶有很大的不同；家庭主妇是自己的主人。
妻子、奴隶和雇佣奴隶（8）
家庭主妇把不受控制视为自己的一个大优势；她们认为自己能够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和什么时候去做，很多家庭主妇就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好工作具有强烈的内在标准。
奥克利：《家务社会学》，第42页和第182页。
有相当一部分男工告诉调查者他们对那些在局外人看来极端不舒服的工作感到满意，命运对他们好得不能再好了；否则，生活就是不可忍受的，妻子与他们可谓是同病相怜。
当然，在白天，在“工作时间”，除非丈夫也在家工作，否则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