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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在妇女运动复兴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提出过妻子是奴隶的观点，但这种比较与今天的情况并不完全吻合。
人们认为妻子是奴隶的一个理由是，没有人为一个全职在家工作的妻子付工资。
妻子、奴隶和雇佣奴隶（5）
妻子是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就像奴隶一样，只是通过劳动而换取生存物质（保护）；希拉·克洛兰（Sheila Cronan）问道：“难道这还不构成奴隶制吗？”克洛兰：《婚姻》（Marriage），《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第217页。
她把1852年的阿拉巴马奴隶法典与1972年的妻子的责任之间进行了比较，但她认为这并不是说妻子就是奴隶。
妻子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公民地位，现在她在法律上是自由和平等的；我们已经获得了公民身份。
一个在法律上自由平等的公民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奴隶（这并不是说雇佣劳动状态不可能有时也与奴隶状态相似）；一个公民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公民奴隶。
也许妻子确实是与公民奴隶相似。
婚姻契约原则上仍然是终身有效的，公民奴隶契约也是终身有效的。
这种比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民奴隶契约是一种扩大了的就业契约，公民奴隶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者。
女权主义者一直强调，妻子的劳动并没有付给工资；她并不是受雇佣。
并且，就业是公共公民世界的一部分，而妻子是在私人家庭里劳动。
因此，尽管妻子没有工资，她还是更像也是家庭劳动者的仆人。
现在，妻子常常是家里的另一个成人成员，如果家里还有其他成员的话，他们都离不开她的劳动。
在过去，从来没有人认为妻子在主人家里的地位与其他家属相似。
例如，一个美国奴隶主的妻子虽然也从属于丈夫，但她自己就拥有奴隶（但是已婚妇女没有解放奴隶的权力）。
对妻子地位最为贴切的描述是，她是主人的第一奴隶；或者，就像许多早期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妻子纯粹是家长的第一仆人。
玛丽·阿斯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没有理由喜欢成为妻子，换言之，她不会认为成为男人的上等仆人是一件幸事”。
阿斯特尔：《对婚姻的若干反思》（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第88页。
恰德莱夫人（Lady Chudleigh）在1703年总结说：妻子与仆人无异，惟一的区别在于姓名。
查德莱夫人：《致女士们》（To the Ladies），《女人的全部义务：17世纪英格兰女作家》，第273页。
几年后，丹尼尔·笛福说他“认为婚姻状态不应该设计成与受家庭约束的学徒相似，妻子不应该仅仅被用作家里的上等仆人”。
笛福（DDefoe）：《婚姻中的淫欲：论婚床的使用和滥用》（Conjugal Lewdness； or，Matrimonial Whoredom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Use and the Marriage Bed），第26页。
1792年，玛丽·沃斯滕克罗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中批判这一男权观：女人“生来仅仅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胃口，做一个为他做饭和料理衣物的上等仆人”。
沃斯滕克罗夫特：《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第40页。
19世纪末，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把妻子称作“女仆头”。
维布伦：《有闲阶层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第182页。
当然，妻子与其他劳动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点。
虽然所有的主人都需要自己的附属品的“服务”，但只有妻子能够成为家庭妇女和提供“家庭服务”。
正如吉诺维斯所说，许多奴隶主不仅希望自己成为奴隶主，而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奴隶主，而流行理想的好奴隶主是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奴隶并对他们履行某种责任的人。
而理想的奴隶则知道感恩戴德，提供忠实的服务——当然，对一件财产则不可能有这样的要求。
吉洛维斯：《摇、约旦，摇》，第70～86页，第123～149页。
显而易见，“忠实的服务”就是所有主人包括丈夫所希望得到的全部。
我已故的公公于1918年他14岁时签订了一份印刷工契约，其中就有要求他“忠实地为主人服务”、“为他保守秘密、服从他的合法吩咐”的条款。
不过，丈夫所要求的“忠实服务”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婚姻契约决定的，而且是与性契约和劳动性别分工相关的“自然基础”决定的。
提供“家庭服务”是女性的男权意义之所在，是女人之为女人的意义之所在。
1862年，有一个人在评论英国“妇女过剩”问题时说，女仆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她们无论如何都不是多余的，……她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并不是独立的，因此对她们所属的性别来说并不是非自然的——相反，她们依附于别人，与她们装饰、帮助和服务的人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她们完成了女人的两种本质；她们既为男人所供养，又伺候男人。
霍利斯（PHollis）：《1850～1900间公共世界的妇女：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运动文献》（Women in Public 1850…1900：Documents of the Victorian Womens Movement），第12页。
莉奥诺·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曾经表明，家庭关系是如何常常包括女人的家庭服务的；“女亲戚可以被用作仆人而又不用付给工资。
妻子、奴隶和雇佣奴隶（6）
”家庭女成员与家务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常驻仆人每年可以与主人签约一次，工资被视为是住宿和饭食也就是保护的引申，“法律规定，工资必须明确地写进契约，否则，服务可以断定为自愿的。
”直到19世纪中叶，家务还主要是妇女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除非妻子得到丈夫的同意，否则，她就不能为别人做家务。
他具有对她的服务的所有权，如果雇主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他就“有可能受到‘服务损失’的指控，其程度与雇主因拐骗仆役而受到的指控无异。
用非专业的语言来说，一个女人不能为两个主人服务”。
达维多夫：《终身被统治：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的仆人和妻子》（Mastered for Life：Servant and Wife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社会历史杂志》，1974年，第410～411页，第420页。
直到最近，配偶权力法还肯定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就像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如果妻子不小心受到第三方的伤害，那么丈夫可以提出权力受到损害的指控，受到损害的“除了家务和照料孩子……还包括她的爱、感情、陪伴、社交和服务”。
韦茨曼：《婚姻契约：配偶，情人和法律》（The Marriage Contract：Spouses，Lovers，and the Law），第60页。
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能力如果受到不应当的损害，那么人们可以把这种损害视为如同对仆人的损害，因而必然是对主人的损害。
这条法律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废除。
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州废除了这条法律（真是奇怪，我将在下一章从契约的角度对此加以阐述），大多数州都把权力扩大到可以指控妻子。
1981年在新南威尔士州，一件官司根据配偶权力法而胜诉，丈夫被授予40000美元的损失补偿。
《悉尼晨信报》，1982年。
在英国，妻子成为家里的惟一仆人只是近五十年来的事情。
由已婚夫妇和孩子所构成的小世界现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正常的“家庭”，但是这种家庭只是最近才形成的。
1851年英国人口普查报告表明“家庭”在过去的主要意义，总统计官宣称“英国家庭的基本类型由丈夫、妻子、孩子和仆人构成”。
他补充说“由丈夫、妻子和孩子所构成的家庭不很完备却更为普遍”。
科里根：《封建残余》，第454页。
在上一个世纪的美国城市，15％～30％的家庭包括常驻私家仆役。
这些仆役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妇女（当时常常是白人妇女），大多数领取工资的妇女都是私家仆人。
达顿：《女仆：19世纪美国的家庭服务》（Serving Women：Household Service in Nieenth C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