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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点与在原始状态下女人的意志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的看法是正相反的。
不过，如果性交是相互同意的，那么她的意志就必须起作用。
这表明全能的原始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前，他的意志受另一个人也就是女人的性欲的限制，这意味着全能的原始父亲的存在是一派胡言。
即使原始状态的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具有无限强烈性欲的女人，她甚至“引诱”男人，但如果男人（父亲）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引诱也不能随她所愿，他的意志必须占上风。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6）
原始行为是他的行为，如果他的命令要占据主导，那么容易冲动的女人就必须服从他的意志。
如果杀父可以称为一种“犯罪”的话，那么原始强奸也同样可以称为犯罪。
如果杀父不可以称为一种犯罪的话，那么原始强奸也同样不可以称为一种犯罪。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行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因为原始契约既带来了道德又带来了罪恶。
另一位心理分析理论家非常肯定原始状态之下所发生的这种行为的性质。
格内高里·齐尔博格（Gregory Zilboorg）在讨论他所说的“原始创举”时说，他一直觉得弗洛伊德的话“与其说指的是杀父，不如说指的是原始强奸更为贴切”。
齐尔博格（GZilboorg）：《男性和女性：若干生物学和文化上的特点》（Masculine and Feminine：Som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载于《心理学》，第7辑（1944年），第282页。
齐尔博格是在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对妇女实行的“性奴隶制”和心理分析思想的危机的刺激而进行写作的。
危机就产生于弗洛伊德的这一假设：“男人的优越性”是解释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核心。
同上，第266页和第268页。
根据起源故事的传统，齐尔博格把自己的观点视为一种人类史。
他认为，与弗洛伊德不同，人类生活的最初阶段是一个“妇女中心时期”，或者说母系制；母权先于原始群落。
齐尔博格使用了“女性中心时期”这一术语，他的猜测的根据是社会学家L沃德（Lester Ward）的研究。
当“有一天男人充分地意识到并确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推翻妇女，强奸她”时，母权被推翻了。
齐尔博格对所有有关男人发现父权是建立父系家庭和文明的动力的故事都提出质疑，根据他的推断，原始行为与父权无关；“这种行为并不是出于爱或想成为父亲而发生的行为，也不是出自温柔和关心的行为；……它是一种袭击……是一种性虐待行为。
”齐尔博格：《男性和女性》，第282～283页。
齐尔博格认为（第288～290页）“原始男性”对孩子充满敌意；“男人并不希望女人成为母亲，而是希望她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性仆人或性工具。
”男人还嫉妒女人生儿育女的能力，嫉妒孩子“毫不吝惜”地爱她，却从来不爱他。
齐尔博格把“couvade”解释为男性对女性敌意的认同的结果，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的起源——但是，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男人要剥夺女人的独特能力并把它转化为政治创生力。
齐尔博格认为原始行为纯粹是由“占有欲和统治欲的需要”而触发的。
对妇女的征服是男人把自己的占有欲和统治权扩大到自己的直接需要之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的一个例证。
经济上的统治很快就带来性统治。
齐尔博格宣称“家庭观念最初并不是产生于爱而是产生于经济剥削的冲动”。
妇女一旦被禁锢，家庭一旦形成，男人就运用奴隶制的概念和方式扩大自己的统治：“他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地限制和征服其他人；他可以确保自己的‘妻子’——也就说他的女性奴隶——给他烤肉，并照料他的任何其他需要。
”齐尔博格：《男性和女性》，第285页和第287页。
如果公民社会的确立被视为对父权制的胜利，而性契约继续被人忽视的话，那么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起源就必须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重新解释。
性契约是原始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在弗洛伊德的故事里比在古典神话中更为明确。
然而，从男权的角度所作出的解释根深蒂固，弗洛伊德的故事只有一半常常为人提及。
必须承认，阻碍性契约被认识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在弗洛伊德的阐述中，性契约是以对亲戚关系的起源的设想为幌子而出现的。
弗洛伊德讲述了现代公民社会两个领域的起源。
“文明”即公共世界或公民社会与“亲属”即私人家庭世界都是通过同样的兄弟契约而产生的。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论》中认为兄弟在杀父之后颁布了三条法律。
第一条禁止杀父（或杀代表父亲的图腾），这里没有必要对此再加论述，这种可怕的行为不可能重演；第二条法律给予兄弟平等的权力。
我已经多次提到这条法律在社会契约中的关键地位，但是平等的权力在性契约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它在社会契约中的重要性。
性契约还反映在第三条禁止乱伦的法律中，肯定地说，这条法律建立了异族通婚制或者说一种有序的婚姻体系。
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乱伦”指的是特定社会群落，也就是说原始群落或父系家族内部的性关系。
禁止乱伦意味着男子必须在他们所属的具有“血缘”的群体之外寻找妻子。
因此，弗洛伊德所说的“乱伦”与今天通常所指的狭义上的（婉转的）乱伦有所不同，后者是指同一个家庭的父亲与女儿之间或兄妹之间的性关系（强奸）。
（例如，在英国，婚姻法中的某些禁令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引起了有关亡妻之妹之类的争论，这些禁令就以早已失去社会意义的广义上的“乱伦”为依据。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7）
）弗洛伊德的某些关于通过原始契约而建立的法律的说法相当晦涩难懂。
他认为赋予兄弟平等权利的法律“忽略了父亲的愿望。
它的意义就在于维护父亲死后建立的新秩序，使之永存。
”这一法律标志着父亲的绝对政治权力被推翻了。
他本来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下去，但他的愿望被忽视了。
弗洛伊德在谈到反对乱伦和杀父的法律时说，“这两个禁令所起的作用恰恰是被谋杀的父亲曾经希望的；可以说，他们使他的愿望成为不朽。
”弗洛伊德，琼斯译：《摩西与一神教》，第153页。
当然父亲也能批准一项禁止杀父的法律，但是他不会反对外族通婚，因为外族通婚使性权得到巩固，只是把它放到了一个不同的基础之上。
原始父亲不想他的任何一个儿子取代自己，想独享对所有妇女的无限权力。
当原始群落被家族和婚姻所取代之后，父亲的性权遗产就被所有兄弟平分。
弗洛伊德认为兄弟“放弃了群落中的意中人”，宣称他们“都同样放弃了自己所相中的女人。
”这是一种误解。
兄弟并没有放弃女人，这种放弃最多只是杀父之后产生的母系制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在这一时期兄弟成为同性恋。
普遍而有序的异性关系建立的时刻也是迈向“文明”的历史时刻。
每一个兄弟都看到占有所有妇女是一个徒劳的愿望。
弗洛伊德认为兄弟间为争夺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女人的斗争危及到新的兄弟组织。
他说，因此，“如果兄弟想要一起生活，那么除了禁止乱伦之外已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因此而挽救了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组织。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86页。
任何儿子都不可能成为原始父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男权的性权。
实际上，这种权力通过外族通婚（亲属）法而为所有兄弟所拥有。
也就是说，兄弟们签订了一个性契约。
他们建立了一项肯定男性性权力的法律，保证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女人。
父亲的性权力不再是一个男人的权力，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力。
男性的性权力为所有男人、所有兄弟成员所享有。
在古典契约论的故事里，几乎无法看到性契约的存在，因为它被错误地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