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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能精心炮制出来的东西也只不过是认为男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更强大，他具有更强大的体力和智力。
契约论的假设与借助与生俱来的力量之间的矛盾真是一目了然。
个体自由和平等的学说如果成立，那么这种根据自然属性而获得的统治地位就是不可接受的。
玛丽·阿斯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要把智力上的强大与身体的强大联系起来，那么“难道最结实的公猪不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吗？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奇怪！”阿斯特尔：《对婚姻的若干反思》，第86页。
到1825年，妇女要求政治权力的呼声已经延续了四个多世纪，威廉·汤普森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男人们把知识和技能都用于增加马、象和所有强壮的动物的快感吧。
如果力量是获得幸福的优越条件，那么让所有的投票人能读会写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用来保存智力的旁门左道都统统取消吧；让男人和女人为行使政治权力而设置一个简单的测验吧：看他是否能扛起300磅的重物。
W汤普生：《人类的一半妇女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及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Women，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men，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slavery），第120页。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健康和体力状态都有所提高，科技也日益发达，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男性更有力量，但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0）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男人仍然在利用“强力”即暴力来维护自己对于妇女的男性权力。
妇女的从属地位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男性具有更强大的自然能力，这种观点一出现就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
例如，1696年，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为伊丽莎白·罗维（Elizabeth Rowe）的诗歌所作的前言中就宣称，男人已经占据了力量和习俗上的优势，但他们还想垄断感觉，而无论是感觉，还是学习，还是智慧，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所有这一切都被傲慢的男性所剥夺；……但是我们要请他们原谅，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变得像哺乳动物一样完全被动，逆来顺受……（我们）要向全世界呼吁，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对于生而就自由的英国妇女的自由的践踏吗？引自哥洛（AGoreau）：《一个女人的全部义务；17世纪英格兰的女性作家》（The Whole Duty of a Woman； Female Writ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第290页。
自17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就认为缺乏教育导致了妇女的无能。
男性之所以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是因为妇女缺乏教育，这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社会（男人）造就的。
如果两性都能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同样的机会来发挥才能，那么男人和女人在能力上就不会有什么差别。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女人是否具有与男人一样的能力，女人是否能胜任男人所能胜任的一切事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需战斗，战争还未结束，但是争取这块阵地的战斗具有一个先决条件：妇女所具有的男人所缺乏的那种能力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
古典男权主义者与古典契约论者之间的理论论战表明，妇女的生育力的政治重要性，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契约论的政治重要性就在于这种能力象征着什么或代表着什么。
菲尔默和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就是男人为了成为父亲而接触女人身体的权力。
菲尔默的父亲否认女人具有生育力，剥夺了它，把它转化为男性创造政治的能力。
炮制出原始契约的故事的男性个体不想成为古典男权意义上的父亲。
父亲作为父权已经被打败，被遗留在过去。
儿子的政治权力就是继承父亲创造政治权力的能力。
在现代男权制下，这种“个体”所缺乏的能力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公民制度所缺乏的东西，表明了包含在妇女以及妇女身体之中的东西。
“个体”的身体与女人的身体是不同的。
他的身体被紧紧地包裹起来，而女人的身体则是可以穿透的，她们的阴道可以变形。
这些不同表现在顺产的过程中。
生育象征着使得女人不能签订原始契约和变为公民个体的一切。
女人既不具备广义上的力量，也不具备广义上的能力，并且，在古典契约论者看来，她们生而就缺乏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缺乏创造和维护政治权力的能力。
妇女必须服从男人，因为她们生而就会颠覆男人的政治秩序。
卢梭的契约论和他对自然状态的设想以及弗洛伊德对自然状态的设想的补充都相当细致地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进行了讨论。
卢梭的观点与洛克的观点相似，都假定社会生活是人类的天性；“最古老的社会，也就是惟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册，第2章，第50页。
真正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不会说话的动物所构成的状态，其中的一种动物具有发展为人类的潜力。
男人和女人由于受欲望的驱使，偶尔在一起性交；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稳定的联盟。
一旦孩子能够离开母亲，自己谋生，两者就不会再走到一起。
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下，没有语言或持久的关系，自然属性的不同并没有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也就是说没有导致女性的从属。
生而就孤立的个体不可能理解“从属与统治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方夺取了另一方所收集来的东西，那么“他怎么会使自己服从呢？……一无所有的男人之间互相依靠的联系是什么？”男性也不可能统治女性；两性都缺乏性别统治得以形成的社会和道德的概念和愿望。
身体上的欲望能够满足（卢梭认为这种欲望没有在社会状态下的欲望经常和迫切），这就足够了；男性和女性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和平相处，直到性欲再次出现。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载于哥雷维齐编译的《一论和二论》（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第153、162页和第164页。
卢梭意识到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从自然的动物生活向社会的人类生活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从父系家庭开始的。
理性、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也伴随着性别差异的发展，这种差异意味着女人必须依赖和从属于男人。
在“第一次革命”中，家庭或小社会得以形成，“两性生活中的第一种差别得以形成，至今为止还只出现了这一种差别。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1）
女人越来越安于家居，习惯于照料小屋和孩子，而男人则致力于获得维持共同生存的生活资料。
”卢梭：《一论和二论》，第173～174页。
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所讲述的有关人性的转变和公民参与制的形成的故事，讲述的就是男人的意识和行为。
卢梭在另外的地方还非常明确地说过，如果要使政治秩序免遭毁灭，那么女人就必须“照料小屋和孩子”并服从男人的判断。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肉体使我们寡廉鲜耻。
”卢梭：《爱弥儿》，第360页。
我们知道，两性之间的肉体差别使他们之间的道德也大相径庭。
女人与男人不一样，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她们没有能够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德性。
男人也有感情，但是他们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因此能够创立和维护政治社会。
女人只有节制，如果她们没有这种操守，“结果就会是两性的毁灭，人类会因为自己所确定的维持方式而灭亡……男人最终会成为（女人的）牺牲品，会看到自己被置之死地而毫无办法。
”同上，第358～359页。
但是，节制不可能总是能够控制性欲。
朱丽叶的故事正好表明它是何等的脆弱，尽管朱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