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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例子，是一件打了二十年的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案（其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延）。主角是万国商业机器（IBM）。重点物品是这家公司发明而又持有专利权的计算机。起于三十年代，当时的计算机巨大如房子。这计算机要用一种纸卡，大约三吋乘六吋。数据打穿在纸卡不同的位置，其长方小孔是让电流通过的。万国也不卖计算机，只租出去，同时规定租客一定要买万国供应的纸卡。
计算机的租金以每月算，同型号的不同顾客付同样的租金。纸卡之价以每张算，不同顾客之价一样，但有些顾客多用多买，有些少用少买。纸卡是差不多所有纸商都可以供应的，但万国规定必须买他们的供应。依照估计，万国当时的纸卡价高出其它纸商的大约百分之十（这数字我记不清楚，因为有不同的估计，但万国供应的价较高是肯定的）。
这是最有名的tie…in sales的例子，有垄断权的计算机是tying product，没有垄断权的纸卡是tied product，一绑一被绑也。美国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控告万国，说这庞大的机构把计算机的垄断权伸展到纸卡那边厢去。万国辩护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供应的纸卡比较准确而优胜，但论据不成立，败诉。
对这个奇怪的捆绑现象，戴维德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有垄断权的物品，可不可以把这权伸展到其它物品上去？第二，如果不可以，为什么万国商业机器要把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垄断权的甲物品可不可以经过捆绑把垄断伸展到没有垄断性的乙物品那边去──答案是不可以。但这答案有两个看法。其一是没有垄断性的物品，供应者数之不尽，怎样被绑也只能绑市场的一小部分。那是说，不管万国怎样绑，纸卡的市场竞争不减。是的，要是捆绑销售可以伸展垄断到其它物品去，被绑的何止纸卡而已！天下垄断物品无数，竞争物品也无数，要是垄断可以用捆绑伸展，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竞争物品。在完全没有反垄断法例的香港，任何捆绑可以自由使用，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
其二是这样的。要是我们问：有垄断权的甲物品，若捆绑乙物品出售，甲物品的垄断租值会不会提升？我的答案是不会的。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看法是会提升的。这也是个有趣的争议，我要到第四节分析「全线逼销」时才讨论。
现在转到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问题：要是万国的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不是因为伸展垄断，那为什么要捆绑呢？
戴维德的答案有两部分，精彩而又富想象力，但我认为第二部分是错了的。第一部分说，捆绑纸卡是以纸卡的用量多少来量度一个计算机使用的频密度。我认为这看法不仅是对，而且是天才之笔。要知道一个计算机租客用计算机的频密度是高还是低，怎么办？读者要记得半个世纪之前是没有可靠的计量器（meter）的。简单的计量器据说是有的，但用家可以调拨，把该器上的数字减少。因此，可靠的量度就是捆绑纸卡，以计算机租客买纸卡之量为计算机使用的频密度。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量度计算机的使用频密度呢？戴维德的口述答案也精彩：价格分歧！
二十多年后（大约一九八○年）在西雅图遇到戴维德，他问起我对万国捆绑纸卡的看法。我响应道：「量度的假说是对的，但价格分歧我很怀疑，认为是错了的。」他点点头，说：「当年我也怀疑价格分歧之说。」这是芝加哥的「思想状态」的风范了。
（《经济解释》之五十九）
第三节：价格分歧相对保养合约
精彩的假说，很有启发性的，可以错。以价格分歧来解释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相当精彩。起码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分歧的阐释。其一是假如两个租用计算机的客户，月租与纸卡之价大家一样，但一个客户每月用卡十万，另一个每月只用一千，而每次计算（per calculation）二者都用纸卡二十。这样，以计算数量摊分总费用为价，月用纸卡十万的平均「计算」价比只用一千的低得多了。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计算机租金与纸卡之价两个顾客都相同。计算机的租用没有以「计算」的次数来表达价格。
上一章我说得清楚。价格分歧只能从价格与其直接表达的量来判断。如果以价格表达之量以外之量为量，那么市场的所有成交都是价格分歧了。苹果以只数算价，若从价格没有表达的每口算，不同消费者的每口价当然不同，但这不是价格分歧。我曾经是个照相机迷。当年购得的相机，大部分很少用，有些完全没有用过。同机同价你常用，我不用，以每帧相片算，你的「价」比我的低得多。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相机与胶卷之价大家一样。
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是用第二个价格分歧的阐释。如果每张纸卡万国赚一分钱（比竞争市场的高一分钱），那么月用十万纸卡的等于多付计算机月租一千元；月用一千纸卡的只多付计算机月租十元。因为纸卡的捆绑，两个用户的计算机月租不同，多用纸卡的付较高的月租。但计算机与纸卡直接表达的月租与卡价，两个用户都是一样，怎可以算是价格分歧呢？
这第二个价格分歧的阐释有吸引力。计算机使用较频密的客户付较高月租，顺理成章，但没有使用频密度的量度办不到，以纸卡量度是一种办法，要成事就要把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把纸卡之价提升高于成本一点，从不同用户赚取到的卡价，可看作是计算机的租金分歧隐藏在卡价之内。不发表文章而还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历史上只有戴维德一个人。他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现在让我把上述的价格（租金）分歧加剧来指出其谬误。假如万国免费把计算机借出去，不收分文，其收费全靠捆绑出售纸卡。只收卡价，其价当然要大幅提升，而每卡所赚的在成本以上的钱，也大幅提升了。把这些纸卡赚到的钱加起来作为计算机的租金，频密度不同算出来的月租分歧，远比计算机收月租而又捆绑销售纸卡算出来的总月租分歧为大。
但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计算机本身不收费，没有价格的表达。有价格的是纸卡，其价所有客户一样，计算机的月租只是间接地从纸卡之价算出来。这与我们说过的苹果若以每口算价会有价格分歧类似，只是倒转过来：苹果若直接以每口算同样之价，不表达价格的每只苹果会有间接的价格分歧。
在美国租用汽车，每日有租价，再「捆绑」里数收费。不同租客的日租与里价都是一样，但若以没有价格表达的量（例如每次用车）来间接算价，分歧是必然的。到餐馆吃晚膳，所有顾客可选择的菜式与价格都是一样，但以餐馆赚得的租值来说，每个顾客都不同。
价格分歧只能从同样的质与量所直接表达的价格来衡量。当然，同样的物品，出售的人可以用不同的量直接算价，正如西瓜可以磅算或以只算。转换算价的量度，出售者的收益往往不同，而交易费用通常是选择算价量度的决定因素。
说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不是价格分歧，可不是说这现象不需要解释。事实上，捆绑销售是一种价格安排，与一般书本上所说的很不一样，复杂得多。作学生时我听到计算机与纸卡捆绑销售的故事，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欠戴维德很多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认为价格安排只是合约安排的一部分。得到这启发，选佃农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一开始我就把佃农的安排作为合约看，而佃农分成没有价格，当时我的看法是另一种价格安排，是选择的结果。合约选择的分析是那时开始的。又因为佃农是农业中的一种制度，所以制度也是选择安排的结果。后来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制度将会改变，其理论只是略比合约的选择复杂一点而已。制度的选择是卷三的话题。这里说到戴维德，思往事，我禁不住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回头说计算机与纸卡的捆绑销售，我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一种保养合约的选择。当时是计算机初期，顾客对其正常运作没有信心，万国商业机器要提供维修保养才可以有效地推销。像好些新出的机械用品一样，万国不准计算机租客聘请外人维修。外间的市场当时没有专业维修计算机的人材，而计算机中有些秘密不想外人知道。只租不卖，这些就是原因。
计算机的维修当时是由万国的员工主理的。但维修的保证合约要怎样写是一件头痛的事。以维修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