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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应该单以一个供应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就说是垄断。邓丽君卖歌与一个商人卖古董的觅价行为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是因为产品与众不同而觅价；后者是因为讯息费用而觅价。性质不同，分析行为也跟有别。我认为后者不是垄断。
除了上述的因为特别天赋或特殊情况而自然地造成的垄断，其它的所有垄断在某程度上是因为有保护而形成的。最明显的保护，是政府以约束牌照发行量的办法来减少竞争者。香港的出租车有牌照数量的约束，但真正的垄断者是香港政府：管制数量卖牌照，牌价高达数百万港元一个，政府收的是垄断者的租值。
香港的电视台与电台也是因为管制牌照发行量而由政府收取租值的。十八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已故，当年是好朋友）和我就在一个问题上起了争议：他说（当时）电视台限于四个，是因为某些我不明白的技术上的约束；我问电台（广播台）的音波频率近于无数，为何也只限几个台？是的，在美国，申请获取频率的广播权易如反掌。
以政府操纵垄断来赚取租值是不明显的税收。在香港这些更包括地产、码头、公共交通等，使我在几年前提出香港的税率奇高之说。这种以垄断租值补助政府支出的办法，在经济大有增长时皆大欢喜：政府收地价，地产商与置居所的市民赚楼价，买不起楼宇的有政府的廉租屋供应。但若经济下跌就很头痛，因为政府将垄断租值花清光，税不能减，而购置楼宇的人因为好景时的高地价而容易地变为负资产者。
有云「香港发三师」。那是指医师、律师、会计师。此「发」也，主要是因为牌照管制，虽然这些年来新入行的三师因为牌照数量大增而再不易「发」了。以医生为例，牌照可以用作鉴证资历，也可以用作约束数量来增加这行业的「垄断」性。前者有颇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鉴证资历可给市场的顾客有保障；反对者则认为这鉴证可以误导顾客，使知识不足的中了庸医之计，而庸医何其多也。
至于除资历以外，约束医生或任何行业的牌照数量，经济学者是一般性地反对的。但这些反对是有效率或无效率的价值观，与解释世事无关。不要以为除了资历，香港的医生牌照没有数量的约束。以资历水平而言，美国的医生比香港的高，但不能自由地到香港来挂牌行医。要解释这后者现象不容易。
一九五八年，嘉素（R。 Kessel，1923…1975）发表了《医业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那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嘉素认为，美国加州的医生因为有牌照数量约束而变得有垄断性，以致同样的病，富人付费较高，穷人较低。但为什么外来的医生不能在加州行医呢？他的解释，是本地的医生在医院作见习生时，收入微不足道，医院赚了他们的贡献而购置了医院的仪器等，见习后挂牌行医，就有权用当地的医院替病人治疗，而若没有医院可用，医生是不可以成功地挂牌的。香港不容许美国医生挂牌可能类似：他们没有在香港的医院作过见习生，没有廉价地对医院作出过贡献。我认为嘉素的分析功亏一篑：外来的、有足够资历的医生，为什么不可以多付钱给医院来换取挂牌用医院的权利？
专业的牌照与数量约束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学问，是《经济解释》的题外话，但既然与垄断有关，我简略地介绍一下。且让我转谈其它四项有保护性的垄断：发明专利（patents）、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版权（copyrights）、注册商标（trademarks）。
（《经济解释》之五十二）
第三节：发明专利的五个谬误
发明专利权（patentrights）是经济学上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很有争议性。且让我先将争议的要点说出来，指出其谬误，然后转到发明专利的本质那方面去。
谬误一：发明专利的授予不会鼓励发明。虽然边沁（J。 Bentham； 1795）、萨伊（J。 B。 Say； 1803）、米尔（J。 S。 Mill； 1848）、克拉克（J。 B。 Clark； 1907）等学者都肯定发明专利可以鼓励发明，但陶西格（F。 W。 Taussig； 1915）与庇古（A。 C。 Pigou； 1920）则认为发明专利的授予是多余的。后二者认为发明家是另外一种人，天生下来就喜欢发明研究，有没有金钱的奖赏没有多大分别。
经验告诉我们，说发明专利的奖赏对发明起不了作用是不对的。今天，先进之邦有数之不尽的私营发明研究室（R and D laboratories），花巨资雇用员工从事研究工作，而争取获得专利权的行为极为普及。注册发明专利的律师的薪酬是法律行业中最高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美国发明大师爱迪生（T。 A。 Edison； 1847…1931）。此公摆明是为金钱而发明，平生因为怀疑他人抄袭他的发明专利而打官司无数，几致一贫如洗。
读者不妨在自己家中游目四顾。目光所及，你会发觉差不多任何一样物品都有或曾经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障。单看你自己身上的衣物，每一样都曾经有数以十计的发明专利。话虽如此，发明专利的法例要到一四七一年，在意大利，才被推行的。旧中国的传统从来没有发明专利的法例。事实上，旧中国连科学的传统也没有。
谬误二：发明专利害大于利。较早的普兰特（A。 Plant； 1934）认为发明专利促成垄断，对社会经济不利，不应颁发。现代的森穆逊（P。 A。 Samuelson； 1954）与阿罗（K。 Arrow； 1962）则认为发明研究是应该由政府投资下注的。
发明专利会导致垄断是对的。但垄断可不一定导致传统上所说的浪费（见卷二第七章于后）。另一方面，持有专利的人可以将专利租出去给很多个使用者，促成竞争的局面。要是没有发明专利的酬报而使发明胎死腹中，社会的损失就更大了。不管怎样垄断，有发明总要比没有好。
森穆逊及阿罗的观点比较湛深。他们认为一个发明是一项共用品，可以多人共享，多让一个人使用其边际成本是零。这观点是对的。他们于是认为，若发明专利授予私人，用者要付专利权的费用，在边际上享受这发明的人就少了，对社会不利。这看法却是错了。这观点的成立，是需要假设由政府投资发明，而其后用者不需要付费，发明的成本与成功机会会与私人投资研究的一样。历史的经验是不支持这观点的。
回想昔日的共产国家，像苏联、东欧与中国，政府投资发明研究有的是，但效果怎样了？事实上，就算曾经自称是世界第一强国的苏联，对战争武器的发明研究有点看头，但消费品就一无是处。理由简单不过。发明不收费，没有私人的回报，就等于没有发明专利权的法例。我们不可以一方面承认发明专利有鼓励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收费。政府要投资发明而不收费是一回事，私人发明需要保障而收费是另一回事了。
谬误三：发明专利会导致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又称租耗）。这起自普兰特而由巴赛尔（Y。 Barzel； 1968）发扬，虽然巴赛尔显然没有读过普兰特一九三四年的旧作──按：普兰特是高斯（R。 H。 Coase）的老师。
这里的租值消散的论点，是指一个发明，其授予的专利只有一个奖，先达先得。这会导致两方面的租值消散。其一是众多的研究者参与研究，但获奖的只有一个，其它得不到的是重复了劳力，白费心思。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重复不仅可使发明的价值（可看为租值）被失败者的成本抵消，而所有参与研究的人的成本总值，可能高于发明的价值。其二是因为只得一个奖，先达先得，参与竞争研究的人要斗快，赶、赶、赶，因而增加了研究的成本。发明的价值就可能被这成本增加抵消了。
这个租值消散的论点有问题。让我先从一个例子说起吧。
话说在大雾茫茫的大海中，一艘大邮轮沉没，乘客都是富有的人。求救讯号发出，说明谁能找到邮轮沉没之处而救起乘客的，可获巨奖。一千艘快船因为奖金而蜂拥地去抢救，但成功地寻获而得奖的只有一艘。问题是，那空手而回的九百九十九艘参与抢救的船只是否重复了劳力，导致租值消散？
答案是：不一定。单一艘快船在大雾中找寻可能成功，但机会远不如一千艘那样大。奖金越大，抢救的船只越多。要是每一艘快船能成功的或然率是准确而又预先知道，抢救的快船数量既不多也不少，租值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