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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1…2。
中西对于“一生二”的肯定,并无歧见。但是我国富于整体化概念,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二作用于一之内”的表像,主张“统一起于一,一内涵二”。西方总是以个体的对立来看事物,难免产生“一内部由互不相属的二所构成”的观念,错认“对立起于二,二构成一”。
如此一念之差,竟造成了中西文化的种种不同。
西方由二看一。达尔文看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法哲勒邓太克(LeDantec)认为世界上一切不是同化就是被同化。矛盾统一律在西方是强调矛盾的:劳资对立、心物相争、政府与民众互不信任。电子书。,乃至一切对立,因矛盾而不断斗争!我国由一看二。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所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实生存竞争,不过是物种进化的原则。人类有文化,应该以互助代替竞争。优胜劣败,是一种残酷不仁的现象,人类必须发扬服务的道德心,能力强的要帮助能力差的。同化、被同化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如互相融化,取长补短,各得所宜。至于矛盾统一律,依中国观点,必须重在统一。因为任何事物,惟有在统一状态下,才有矛盾可言。否则两者对立,互不倚存,势难避免敌对或疏离;也惟有在统一状态下的矛盾,才能经由协调而获得化解,随时达成真正的相辅相成。
由二看一,形成西方以冲突矛盾为主的意识型态。由一看二,才是中国广大和谐之道。方东美先生早已强调:“关于宇宙的未来和人生的命运,前面安排着两种路向:一是和谐的坦途,一是矛盾毁灭的邪径。”他深切期望,发扬广大和谐,以克服冲突矛盾。人类的生存才可大久、充满幸福。
西方管理学者,由二看一,始终把“人”和“业绩”,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泰勒(Fredrickw。Taylor)希望施加压力,使工人获得高业绩。令人不满,引起人群关系论者重视人际关系的主张。但是“一团和气”的结果,往往导致“一事无成”。目标管理产生的背景,即是看到人际关系固然有所改善,而业绩并未提高。他们指责“讨好员工”乃是错误的观念,希望透过目标的设定,以求取高业绩。
然而目标确立,人却未必尽力而为,于是发出制定若干秩序的要求。不料制度化又带来组织内的官僚化,造成许多把规定、惯例当借口的责任回避者,仍然潜在着众人的不满。
目标管理试图将“人”和“业绩”这两个最伤脑筋的概念,统合起来。目的在达成组织所要求的高业绩,同时又能满足达成高业绩的人的欲望。统合的方向十分正确,可惜将“组织的高业绩”和“达成高业绩的人”视为构成一(管理)的二,仍然摆脱不了旧有的窠臼。
要解决此一问题,必须改用我国由一看二的观点。“人”和“业绩”是“管理”的内涵,非但不能对立,而且要加以统一,使其相辅相成,才能走上和谐创造的坦途,避开现行矛盾毁灭的途径!“一团和气”本身并无缺点,只要确实将“一事无成”转变为“万事顺成”,岂不是圆满达成管理的效果!“人”和“业绩”能够“统一起于一”,由“人”自动自发来缔造高业绩,才是符合“二作用于一之内”的原则。但是,“人”和“业绩”如何统一?作者认为关键在于“管理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答案是“利润”,则工人要求高工资,股东希望低劳务成本,劳资势不两立,自然易起冲突。假如肯定为“绩效”,无论在“人”的身上施以压力,或是设想各种激励的方式,结果都是被动的,难以确定的。不断提高“绩效”,徒然使西方高阶属管理人员,平均寿命缩短十年。目的若是“使命”,更使“人”分裂为二,究竟是谁的使命?管理者的还是被管理者的?或两者所共有?中国人最讲究使命,恐怕也唯士为能。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使命感的培育,实在难上加难!那么,管理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才有办法使“人”和“业绩”真正统合起来?答案仍旧存在于我国先哲的理念之中。
陈大齐先生根据儒家创始者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二子的启示,征以日常所见所闻,推定“安宁”为人生的根本要求。中山先生提出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的主张,既生存之后,人生的根本要求即是安宁。而管理为人生重大活动之一,因此管理的最终目的,亦是“安宁”。反观前述西方管理学者的论说,“利润”的获得,是为了整体的安宁,无利润则股东、员工均感不安,是不争的事实。“绩效”的提高,也为了整体的安宁,绩效低落,机构呈现危机,所有人员,那有安宁之日?“使命”的确立,在于众人是否肯定“安宁”的价值,如果不重视安宁,自然缺乏使命感,得过且过,目标于我何由哉!假若重视安宁,谁敢掉以轻心,忽视使命?可见利润、绩效、使命都是为安宁,并非最终目的。
陈大齐先生比较“安宁”的各种情况,指出就范围的广狭而言,有“寡安”与“众安”之别;自程度的高低而论,可分为“小安”与“大安”;从维持时间的短长而言,有“暂安”和“久安”的不同;视效果的虚实而论,则又区分为“虚安”和“实安”。作者认为管理是一种始于“维护人生安宁”,继求“巩固人生安宁”,而终于“增进人生安宁”的过程。多少年来,我们极力企求从“农业社会的安宁”转到“工业社会的安宁”,假若全国上下都能深切体认,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共同以“众安”、“大安”、“久安”与“实安”为归趋,偶有必要而尊重“寡安”、先求“小安”、借助于“暂安”、假手于“虚安”,亦不致“以寡害众”、“因小失大”、“暂而害久”,或“虚以害实”。管理以“安宁”为最终目的,组织的总体目标是安宁,成员的个人目标亦是安宁,由于都符合“根本的要求”而趋于一致,自无矛盾冲突之理。
但是,个人的目标,难免受到“私心、偏心、欺心、疑心”的影响,有了私心则不公,有了偏心就不正,有了欺心即不诚,有了疑心便不信。因而导致以私害公、偏而不正、有欺无诚、疑而不信的不良现象。个人的安宁(虚安)依然伤害了组织的安宁(实安),这正是管理者的责任,在使管理的进程,始于“团体及个人的安宁”的兼顾并重,而终于“机构内团体与个人合一的整体安宁”。
事实上,管理者自身的偏见、争逐名誉、好出风头、内向、外向、以及个人欲望等,亦常不自觉地渗入决策之中,无意造成的危害,往往更大。所以任何目标或决策,订定之后,倘能一一检视其是否合乎“众安”、“大安”、“久安”与“实安”的要求,上述倾向,自然大为减少。例如较高的投资报酬,是投资者关切的重点,每以盈利的高低,作为管理良窳的指针。其实过高的利润,有害于机构的安宁,因为员工势必要求加薪,又将导致人力市场的不安宁。带动物价的波动,更造成社会的不安宁。可见安宁的实现,有赖于众人的通力合作,而大家也唯有一致以安宁为最高的目标,才能真正地通力合作。
管理以安宁为最终的目的,“人”居于安宁的要求,会自动自发地去创造高“业绩”,这样“统一起于一”,才是中华文化“一内涵二”的真义。如何促其实现,应该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课题。
第2章 由“管人”而“理人”到“安人”
说中国人难管,是因为你要管他;如果你不想管他,中国人并不见得难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肯定“人的身体虽然藐小,却有其优异的性质,在宇宙间居于卓越的位置”,对于这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任意去“管”他,因而塑造了中国人“不被管”、“不容易管”的性格。
西方管理,可以说是“管人”与“理事”的乘积。他们“认事不认人,认法不认人”,以至于重“事”(评估绩效)轻“人”(绩效不佳,立即换人)。科技发达,更精密而有系统地建构许多“理事”的方法,如作业研究(O。R。)、计画评核术(PERT)、系统分析、以及预算控制等等,为了把人“管”好,令其按照既定的计画去“理事”,心理学家、行为学者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一些“硬心肠”的哲学家,也强调客观的理智,不惜“自欺欺人”(西方哲学家当然极不愿意如此,但身处偏道环境,又持偏道思想,往往不幸而致此),制造若干“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