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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儒型。有些人认为日本人对于中华文化研究得比中国人更彻底,同时日本式管理的理念也绝大部分源自中国,因而大量引进日式儒家文化,宣导“中日同文同种”,运用日人研究成果,建立中国式管理。
(三)史料型。将我国历史上的管理事实,当作案例来分析说明,进而指出中国式管理的途径。
到目前为止,仍然停留在片段史实的整理,尚未臻于系统化的建构,仍有待于整理成更具体可行的中国式管理。
(四)实证型。采用问卷及访问的调查统计结果,说明中国式管理的真相。实证的过程,可信度相当高。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其一定的效用,对于中国式管理理念的探索,价值的判断,以及体系的建构,就无能为力,必须做更为深入的研讨,才能获得更佳的成就。
(五)自创型。不依据史实,自创一套中国式管理。其实是一种新的管理方法,与中国式、美国式或日本式无关。但是,也有人依据传统,却要加以根本的改变,本质上更近乎反对道统,徒然造成观念上的混淆。
(六)现代型。中华道统贵在“日日新,又日新”,走“继旧开新”的途径,从传统中走出中国现代化的管理,亦即先做真实的中国人,再进而改善创新,而非“没有根底”或“毁根式”的求新求变。
不论那一类型态,最后能够突显出中国式管理的特征,才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式管理。否则不过徒托空言、有名而无实。因为管理不是万灵丹,没有一种管理世界通用,也就没有一种中国式管理得以全中国各行各业通用。各国管理,无非大同小异:物质层面亦即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具象,大体相同;精神层面亦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特征,则互有差异。
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式管理并不计较采用那一种形式,因为中华文化具包容性,什么形式都能够容纳。但实质上务须确能安人,使组织成员在安心愉快的气氛中,把工作做好。实际上,台湾地区现有企业组织都在实施中国式管理。所差异的,只是纯度上的不同而已。中国人最善于应变,形式方面要什么有什么,尽量按照企业主的要求,所以看起来纷然杂陈。实质方面却有不同比例的调整,所有美国式、日本式的管理,到台湾已经入境随俗,变质为中国式管理了。只待时机来临:中国式管理形象转好,大家才会宣称自己彻底实施中国式管理。
且以中钢为例,表面上学“美钢”,事实上学“日钢”,学来学去还是“中钢”。制成第一批钢板,必须千方百计销售给日本,因为眼前中国人不相信自己,却相信外人。总认为日本人敢买,我才敢买。同样是民族自信心丧失,所造成的悲哀。如果此风不改,看来还得商请外国人来教我们实施中国式管理,才容易收效。
中国人不主张以胜败论英雄,却承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事实。社会舆论固然会以“一百大”或“前十大”来衡量企业的成就,内心则另有一套企业良心的评估标准,只是碍于舆论潮流,为了表示“现代化”(一般人容易把“现代化”当作“流行”的代名词)起见,并不公开表示出来,却流传于市井之间。
要衡量中国式管理的成败,最好的准绳,仍旧是“企业主持人在员工和社会大众心里的份量如何”?特别是员工及其家属内心真正的感觉,比例最重。若干绩效卓著的企业,员工在公开场合,会引以为荣,私底下则大吐苦水,原则上不能视为优良或成功的中国式管理。
企业主持人要在员工及社会大众的心里,占有相当份量,用讨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人实在不容易被讨好,惟有诚恳实在,用修己来安人。员工心安身乐,心中当然有主持人的存在。就作者所知,如辜振甫先生,便是很好的例子。
台泥关系企业以外,台南纺织、统一企业、大陆工程,以及声宝、东元、新力、中兴、味丹、中国嘉通,乃至众多的中小企业,实施中国式管理相当成功的,为数甚多。
台湾地区的若干问题,都源于企业赚了钱之后,乃至于个人有了钱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企业只求利润,企业家仅以尽其社会责任为己足;个人有钱,惟求家人享受,或反哺社会,却未能在政治上、文化上有所贡献。其成就固属有限,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尤为渺茫。
管理无所不在,影响极大。中国式管理必须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最终目标,使企业内外,悉能安和乐利。换句话说,惟有确实达成安和乐利,才是纯正中国式管理。
文化是社会的累积财产,人人得以享受,管理也是社会公器,无所谓谁的发明。中华文化宝藏,大家共同开采,彼此诚恳交换心得,不以己言为重,亦不可以他人所言为轻,才能逐步沟通,建立公是公非。
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很容易被看成“大杂烩”,实质上它有不易的“经”,任何外来文化,都在不违背固有道德的原则下,容纳融化,以造成需要的穷通达变。但是无论怎样权变,都不能离经,否则就是叛道。若干企业主如味丹故董事长杨深波先生一再告诫子孙甥婿,到外国学习他人的长处,更不可忘本,要常常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即是此意。
中国人的成果,一直是个人零零碎碎的混合。为了汇聚力量,建立共同的信念,所以常常出现“一家言”。诸子百家莫衷一是固然不好,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也带来许多弊病。为今之计,最好是抱着社会公器共谋创新的心态,虚心观摩,由“学则不固”而“择善固执”。如图1…4…1。
成功的企业家冷静地检讨是否善尽文化责任,是不是“活在员工的心中”;有意研究中国式管理的各界人士,更应该先细心看看中华文化的真面目,从道统中走出崭新的道路,而不是凑热闹,把不是中国的,当作是中国的,因为这也是一种严重的仿冒。
第3章 对于建构中国管理模式的几点建议
美国管理大师杜鲁克(PeterF。Drucker)一再强调: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近年来日本人证实了“管理越能配合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其成效越大”的法则;新加坡的良好表现,使我们增强了“中国人也会守法守纪,也能够合作团结,也可能以自己所属的团体为荣”的信心。
同时,台湾地区企业主持人,也经常听到类似的劝告:这是中国人的企业,应该有中国人的管理方式。
中国式管理,原本不需要,也不必要具有统一的模式。因为中国人喜欢“各有一套”,谁也不肯承认“我这一套是跟某人学来的”。因为我们最懂得管理的特性,必须因时、因地而制宜,根本不可能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
然而,管理本来就是大同小异的过程。就其“小异”而言,管理确属各有一套。就其“大同”来看,则中国式管理,仍然有其模式,否则何以肯定“如此、如此”便是中国式管理?所以建构中国管理模式,显然相当重要,而且确实必要。为求把握时间,以免旷废时光;集中力量,俾能彼此帮助,仅提供六点建议,藉供参考。
(一)请确立“固有传统”、“西洋精华”、“自我创造”三结合的建构取向。
中华文化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若是为了生存保国,降格以求助于西方,对于中国及西方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这是罗素(BertrandRussell)在其所着“中国问题”一书中,所说的几句话。
面对当今“过份偏重科学主义、滥用民主制度”,而呈现许多病态的现实世界,更令人觉得历久弥新。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M。Heidegger)认为:“传统使我们自由。”传统不但不会使我们成为过去的奴隶,而且使我们得到和传统交谈的机会。没有传统的民族,不幸就缺乏这种自由,也得不到这种乐趣。
保持固有传统,只是不受西洋文化的束缚。事实上,自从西方文化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排山倒海而来。我们从幼年开始,便已接受了西方与中华文化的混和物。如果西化得不离谱,就用不着担心。因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我们不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却不致妨害固有的道统。
汤恩比(ArnoldJ。Toynbee)说:“不论任何国家或民族,绝对不会因受外力攻击而崩溃,但当其内部丧失创造力的一瞬间,灭亡随即从此开始。”我们今天希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当然需要自我创造。然而,什么是创造力呢?必须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