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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细菌》、《考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