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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⑴，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⑵，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⑶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