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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1〕 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12〕 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4〕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15〕 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
〔16〕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7〕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
〔18〕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
〔1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20〕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
〔2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
〔2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6〕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98—99页）。
〔27〕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
〔29〕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8页）。
〔30〕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
〔31〕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
〔32〕 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33〕 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1卷第192页）。
〔34〕 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
〔35〕 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6〕 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7〕 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
〔38〕 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9〕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40〕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
〔4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42〕 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43〕 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
〔44〕 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45〕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6〕 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47〕 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48〕 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9〕 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⑷，但是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