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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注 释
〔1〕 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2〕 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七部分《干部问题》。
质问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末，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忘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⑴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它受了特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