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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须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教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少女们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样儿”，不成文的训条之一便是少动多静。结果是——她们还能聚在一起玩玩儿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见得也玩儿。所谓“嘎啦哈”，是猪或羊腿关节处的骨轴。以羊的为佳，小巧形整，每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可独自玩儿，也可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儿。玩儿时左手抛起一个布口袋，右手同时撒出四到六个“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时，右手须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间将“嘎啦哈”全都抚为同面朝上。至今我还没发现过，也没想出过比这一种玩儿法更能训练眼疾手快的另一种玩儿法。此玩儿法或许是蒙人传给汉人的。当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儿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儿了的姐姐传给她们的。母亲们一般不会反对她们“欻嘎啦哈”，因为总得允许她们玩儿一种项目。四个少女各自盘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声不张，几乎静悄悄地玩着，是当年的母亲们看着也颇欣赏的城市女儿图。“嘎啦哈”难凑，更多的少女们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学男生们开始互相借书一样，少女们开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后都有起码几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们栽培自己喜爱的花儿的花圃。少女喜爱花儿是符合她们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而且始终奇怪着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前的中国少女，不知为什么爱读书的极少。她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并不特别爱看小人书，她们上中学了也并不特别爱读小说。如果她们爱看，她们比今天的少女们有充分得多的时间。当然，一个原因是，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书报。大多数父母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当年的小人书铺里，很少发现少女们的身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甚至可以看两本薄的。少年们每个月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几分钱的奖赏，我想她们也会得到的。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么？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么？不都是要学三年徒么？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么？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涨级么？……
的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数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不消说当年中国人还没听过“电视”二字，平民阶层十之五六的人家连一台旧收音机也没有，一个院儿七八户人家往往只有一户订晚报的。几乎家家都没有书架，更无“闲书”。如果学校不组织看电影，少女们是不会像少男们一样，合伙捡点儿破烂儿卖了，结伴儿去看场电影的。也不会像精力过剩得没着儿的少男们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里去盲目地东游西逛。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她们并不显得特别寂寞。恰恰相反，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亲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淳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少女，往她们空旷净静的心怀里填补的大抵是淳朴。
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发生了冲击性极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们距这大事件甚远，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们，才体会到祸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