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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就连他的双膝，当时也屈软了一下。却毕竟他没有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默默地终于双膝跪下去。他环顾着跪下在他周围一片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由这羞耻而从内心里产生的被严重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
他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嚣张，说你认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
没有一个跪下的中国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当时处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我们无从知道，他离去时内心里怀着怎样的想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国人，低垂着他们的头，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个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面前，长达十几分钟……
那是一种怎样的沉默啊！
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的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地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尼古丁没能立刻使我镇定如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远在北京，但我——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韩国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个在那淫威嚣张的韩国女人面前驯服如羔羊的同胞们，间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过，曾在美国人面前跪过，曾在英法联军面前跪过。
但那往往是被洋枪、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枪、被屠刀逼着，也有宁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观念，已被近年来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净化”得相当“灵活”了。
我已很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了——倘被洋枪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实是不打紧的。保命为重。若脑袋掉了，命都没了，其他的一切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们的同胞们的跪，并非像当年一样，是被洋枪、被屠刀所逼啊！他们面对的不是当年的日寇！不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不是英法联军！只不过是一名韩国女人啊！而且我们的同胞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的城市里啊！
想韩国人，当年也曾被日本人残酷地奴役过。同处亚洲，韩国和中国，当年曾同是患难兄弟国。
而现在，一名韩国女人，竟似乎认为，自己有特权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国人“没商量”了！
想来想去，那特权，还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给的吗？我说“我们自己”，既包括我们的某些软弱可欺的民众，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媚外威内的大小官员。而且，细想起来，首先是后者们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变得软弱不堪了，才导致我们的某些民众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细一想，前者们的不争，未见得不是后者们一向“威内”的结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
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
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头脑如此推测。
那青年工长当然落了个即刻被开除的下场。
他索要他加班加点了那么多时日的工钱。
那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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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
那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
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记得我当时说了如下的话：“倘当代的中国作家，以为发生在中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是与作家的头脑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对诸如此类的事件拒绝关注，那么他对中国的当代感觉一定是相当麻木的了。身在中国，既对中国的当代感觉相当麻木，那创作也注定缺少了当代的‘中国特色’，不被当代的中国人太关注，则便怪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不识货’，水准太低了。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人，只将所谓‘纯粹的文学’享作精神‘化妆品系列’的，毕竟实在是‘一小撮’罢了……”
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多么动声动色。
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有多么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语”，不再是别的什么。
有人递给我条子。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
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
于是我明白，他们是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然而在掌声中，我困惑极了。一时不知所措。样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怜了。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才能逗他们开心。如果我是喜剧演员，或马戏小丑，我会为他们展示自己“搞笑”才华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晓得怎么逗他们开心，也不明白他们所认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么事……
回到家里，我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想，得有中国人为我们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不争，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不争，他们的软弱，并非我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说到底，他们忍气吞声，畏如驯奴，还不是因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吗？
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