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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怎能不最广泛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就是针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百姓”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人的统称了。
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豢养或被金钱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理解得多客观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个乔装了的痞子，一边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一边对自己说——腐败关老子屁事，丑恶关老子屁事，哥们不过奉陪你聊着玩呐。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虔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拿了雇佣金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毛泽东晚年也是不许人们谈“文革”的问题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从党内到党外，从官到民，没人敢谈。非但不敢谈，在他去世那一年，在临终之前三个月，全国到处都在举办演唱会，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个字反复唱了几分钟，唱到后来干脆就那么可着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见的敌人的阵营吵架似的。毛泽东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和喊声中逝去的。即或伟大如毛泽东、威望之无人可比如毛泽东，还不是在他刚死，全国人民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吗？
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是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已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一词最先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文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在今天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老百姓的直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们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四、空气中弥漫着大国崛起的兴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一位广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来。
那时，全国人民都中国在申办二千年的奥运会主办国，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国崛起的兴奋。
广州的朋友说，即使中国申办成功了，也不应在北京举办，而应在广州。世界如果真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也应该给广州一次机会。只有在广州举办，才有赚大钱的可能。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
北京朋友生气了，竟拍起了桌子，说广州朋友出言带有诬蔑性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向广州方面倾斜得够多的了，居然还印鸥隽掣彝本┱峋侔彀略说幕幔【褪窃谀忝枪阒菥侔欤忝怯心苣停蟠蟮刈艘槐是苌岬梅指渌值苁∈幸坏愕懵穑�
广州朋友恼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们北京办，你们要是办赔了，全国各兄弟省市都跟着亏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办，影响就是世界性的，就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赔了也值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用钱买不到的。
广州朋友嚷，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北京人还没学会算经济账！中国真该考虑把首都迁到广州去！那中国就会更加高高地腾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