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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四十岁……
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
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是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八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被粉碎……
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
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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