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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不明智那时也得变明智些、变乖些了，都说那我们就受罚吧！
于是几个人兜里的三千余元尽数被搜去。
问：有个人企图强迫我们买，你们怎么不管？
答：你们无权问的就别问。我们只管买的。
后来还是新闻出版署派出一位副署长，去向河北省委宣传部进行交涉，才索回了罚款。
中央电视台某专题摄制组，途经一处两省交界之地，司机将长途汽车开到了一饭馆前，催促乘客赶快下车用饭。摄制组的同志随乘客们走进去，见环境极脏，于是打算退出，到对面看起来较干净的饭店用饭。几人转身时，却见店门已被锁了，而且有人持棍把守。一般乘客哪里还敢有不悦的表示？只有端上来什么吃什么，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份儿。图个平安无事。只我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这几位朋友，执意离开。结果没说上几句理，从后店冲出几个汉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其中一人，发现窗外站着警察，大声呼救。警察的脸从窗前一闪，不见了。挨打之后，随身所带的钱及手表、相机一概遭掠。摄制组的成员中，有几位朋友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忍无可忍，齐发一声喊，与对方们拼搏起来。那警察才又“适时”出现，加以制止。未对店家们所雇打手们进行一句盘问，却将摄制组成员带到派出所大加审讯。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外屋正审讯着，里屋店主在向所长“上贡”奉献之物，皆系从摄制组成员或其他人身上掠夺的东西。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希望对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的一位在某县县委工作的朋友来看望我时对我说——全中国的情况，咱不敢随便发表看法。但是我们县里的情况，咱还是一清二楚，了如指掌的。共产党的干部中，有些受贿几千元、贪污万把元，就被处分了撤职了，甚至判刑了，你想了解老百姓对他们持何态度么？
我说，想。
他说，其实老百姓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是些替罪羊。如果以几千元、万把元为量刑标准，那么我那个县里的副科长以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也甭审，拉出去就枪毙，可能会有一两个清白的被冤枉了；隔一个枪毙一个，又肯定会漏网不少。
我说，照你这么讲，就没指望了？
他说，指望还是有的。只不过中央不太清楚老百姓的心理要求，做不到点子上。比如说权钱交易的问题吧，老百姓看的多了，也就看透了，悟明白了，交易就交易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这已经初步实现了。你还指望先富起来的帮助老百姓啊？老百姓手中又没权，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能使他们更富么？不能吧？但有权的人手中那个权，却能使他们更富。他们又不傻，干吗不用钱去和权交易啊？这么一交易，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也就在这场交易中富起来了。毛主席打下的底儿，中国是个低工资国家，大小官员的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物价飞涨，他们就不感到钱不够花的压力么？
他一席话说得我只有哑口无言的份儿。
他又说——不久前我在全县搞了次社会调查，你猜怎么着？百分之四十二的人主张行贿受贿公开化、社会化，索性由各级政府部门组建“行贿受贿统筹安排计划委员会”什么的。从某些行业的办事员到科、处、局以上干部，明令条文标出行贿受贿之价码，像商品行情、股票行情一样天天公布。可分为内部价、优惠价、市场价和调剂价几类。当然，不能完全地市场化，要以计划为主，否则，像物价一样天天涨，老百姓承受不起。国家还可以从这方面抽税。行贿受贿的现象越普遍，数目越惊人，国家的税收也越大嘛！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认为，此举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方便了人民群众的事儿。
我说，我实在是越听越糊涂。
他说，你想嘛，人民群众有了难事，哪怕是于情于理完全属于某些有权之人该替他们解决的事，甚至是解决起来并不成问题的事，不花钱就办不成不是？老百姓值得同情在于，有时花了钱也还是办不成。他们是早已明白了唯有肯花钱才能顺利解决困难的道理的，但却并非都知道钱该塞到谁的手里，怎么个塞法才算得体。明码标价是多么好的措施呢？一看报，一看电视，一听广播，该找谁谁，该带多少钱，心中全有数了。而且，也多了几分理直气壮——“喏，我来行贿！这是两千元，点点，尽快把我的困难给解决了。受了贿不办实事，小心我告到‘行贿受贿安排计划委员会’去！……”否则，老百姓手里攥着辛辛苦苦攒那点儿钱，连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去行贿的勇气都没有。好容易见上面，心里感到卑微，胆突突的，不知该怎么做人家才肯受贿。有时就得求助于第三者、第四者，权钱交易的“流通”环节多了，一千元能办成的事，中间人一盘剥，变成了需要两千元才能办成的事。
我的朋友娓娓道来。说得很平静，很从容，对自己的分析相当之自信。
我则一时更加无话可说。
他问，你怎么无话可说了？
我说，我是感到无话可说了，真的……
他说，我的话有道理么？
我说，听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的。
我又讷讷地问，你刚才不是说，指望还是有的么？那个指望究竟是什么？
他开始吸烟。连吸了几大口，想过了千百遍似的说——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后连这些地方也成了权钱交易普遍之极、执法犯法肆无忌惮的地方，那……
他不说下去了。
我低声问，那便怎样？
他又吸烟。将那支烟吸得不能再短了，掐灭在烟灰缸里之后才说——那就又该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个国家，总得给老百姓留下点儿指望吧！
他说完，就起身告辞。临出门，拍拍我肩又说——你这人足不出户，有些事我不想讲出来吓着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有充分的时间，愿意到广大的老百姓中间去走走、聊聊，我奉陪。你也许会感到，中国再照这样下去，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大发宏论认为的那样前途光明。
朋友来京的时间是一九九三年上半年。
朋友走后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反腐败”的口号。新闻媒体陆陆续续地报告了一些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人和事，以及一桩桩重大的全国性的案件。中央电视台的“质量万里行”专题组，忽而大江之南，忽而长城之北，也搞得有声有色，雷鸣电闪。由朱镕基总理亲自挂帅主抓的金融界的整肃工作，使全国的老百姓都出了一身冷汗——怎么着？国库都快被挪空了呀？！
国库的钱那可是老百姓的钱。
中国人多，老百姓的汗水自然是不值几个钱的。中国之普遍的老百姓所挣的工资，差不多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工资了。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创造的价值也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如果说一个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归了国家，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它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创造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实际上是比百分之九十以上更多的部分——奉献给了国家。
这些钱关乎到他们将来的退休金、社会福利，也关乎到子孙后代面临的国家是否在经济方面可以信赖。
而这些钱，却被用了去炒股票，炒房地产，以国家的名义做种种投机生意。赔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继续提高物价就是了。赚了，塞入一部分人的腰包，成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轻而易举而便捷的方式。
蒋家王朝时代的四大家族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基本上也是靠着诸如此类的一些勾当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家族集团的。翻开历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