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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颇认同辜鸿铭“一只茶壶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论的妓女，是很“高级”的一类，“她们大都兼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当然，她们首先当是年轻的、美的、风情万种的。他所列举的个中翘楚如董小宛、苏小小、冯小青、陈圆圆、李香君、薛涛、马湘兰、柳如是。
我替他补上一个近代的，当是侠妓小凤仙了。
林氏由于自己是高级的文人，所举自然皆是棋琴诗画唱五艺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举好妓的男人，又是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实在不似在谈妓，而更是在谈“才子佳人”。
在论到一般青楼妓女时，他也操相当温爱的口吻说：“她们是在叫中国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倒像青楼是专供男人实习恋爱的地方。
以我的年龄，当然不曾有过逛青楼的任何体会。我对妓女的所知，纯粹是从文学中来的，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儿》中的“我”，比如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岐婆。
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妓女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门卖笑勾引嫖客那一类，又被鄙称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当然都非闲踱秦淮河畔的风流才子，而是些相当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们无疑皆属“市妓”，无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们泄欲的对象。故我对她们一向是深怀同情的。
故我从前初读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时，对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话颇有同感。
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业已存在着的现实日渐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且日渐地削弱了我一向对妓女所深怀的同情。
我没接近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便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后来，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的内心悲苦。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十数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的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常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熟稔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倘我们重读《月牙儿》，定会从“我”身上看出些与今天卖淫女们的相同。
“我”自幼丧父，于是家庭赖以维持起码生活的“经济基础”彻底坍塌。先是母亲靠替别人家浆浆洗洗挣点儿小钱勉强度日。后来母亲改嫁，再后来继父“失踪”。母亲不得不将她们的家变成了“暗门子”，以向粗俗陌生的男人们零售自己肉体的方式供女儿上学。
也许，母亲希望女儿知识化了以后能嫁给个体面的、依赖得住的男人，从而改变命运，自己的晚年也能跟着享几天福吧。
但是，上了学的女儿不久便从女同学那儿明白——“我小学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
于是“我更疑心妈妈了，是不是等我毕业好去做……这么一想，有时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见妈妈”。
而“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们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头吐着，垂着涎。我在他们眼中是更解馋的，我看得出来。在很短的期间，我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
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卖笑不卖身。但是老板雇她，当然主要是促她早点儿开始卖身的。只要肯卖身，笑不笑倒还在其次。不肯卖身，那么就滚。这前提是绝无可商量的余地的。
没第二种选择，她终于顺其自然地成为娼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们，其中一部分，或许都如《月牙儿》中的“我”，一步步面临过类似的无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状况的相同。
而心理嬗变轨迹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月牙儿》中的“我”是这样；今天的她们也是这样。
“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份。”
“我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我们这群都不难看，都是高小毕业的小女子们，等皇赏似的，等着一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他选中了我。我不感谢他，可是当时确有点儿痛快。那群女孩子们似乎很羡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泪走去，有的骂声‘妈的！’……”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个早出道的妓）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做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一说起话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时，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
“男女彼此结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的选择一个。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啊，我错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
“及至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