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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最关键，那就是因为所有的赋税和徭役都合成了一项，那么这时再交税就不适合用实物交税了。不用实物交用什么交呢？
用银两交！（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一下可不得了，张居正可能没意识到，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其货币功能一下得到彻底的释放，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在这一契机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良好生长环境。
要知道，此前中国的赋税基本上都是实物赋税，《明史》里就记载户部每年赋税收入“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以杜甫写诗回忆开元盛世的时候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就说明不论是公家的财产还是私人的财产，全都是以稻米、粟米作为衡量标准的。
因为赋税政策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政策，以实物为标的的赋税政策自然鼓励的是实物而非货币。虽然中国的货币古已有之，但货币在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畅想的那样的：什么江湖侠客一挥千金，身上的银票都是几沓子……那都是小说家言，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白银成为赋税的标的物，才彻底成为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的象征，也最终成为全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这样的货币功能反过来协调了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尤其是促使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并最终促使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全面呈现。
当然，我这一理解也可能比较片面，甚至不无夸大之嫌，但实施一条鞭法所产生的货币化影响那肯定是存在的。
不过，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得太早了，在他死后，一条鞭法的施行遭遇了巨大的阻碍，不久也就人亡政息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以银两缴税的方法却保持了下去，这对由明到清的经济生活还是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整个万历新政最遗憾的地方，我觉得就在一条鞭法上。
从万历新政的全局来看，我个人觉得张居正的整体思路，是以推行以清丈田亩和推行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再以稳定北部边防和实施考成法为两个基本点。
应该说，在两个基本点上，张居正以雷霆手段辅以缜密的布局，当时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在一条鞭法这个中心上，却有着刚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就遭遇了“人亡政息”的巨大遗憾。
我常想，张居正花费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来准备，却只有一年的时间来推行。要是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哪怕就十年，让考成法配合一条鞭法全面、深入的实行开，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张居正不也说了吗？该做的事儿，要趁自己活着，“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集 书牍十二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所以凭着这股实践精神，他居然去修长城了，而且一修还修了两条。
张居正到底修了两条什么样的长城呢？
请看下集：《大明万里长城》
第十八讲 大明万里长城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富国强兵，施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财力大为增长。
从全局看，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张居正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国防上稳如磐石，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安定。反过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国家财力的增长，又促进了国防力量的增强，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应该说是得益于张居正修建了两条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
长城
一条万里长城是实的。
唐代王昌龄有首组诗叫《从军行》，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是说从古到今，边塞士卒哀怨的思乡之曲就没有唱完过，而那凄婉的秋月也一直照着这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一般翻译这首诗，都只说秋月照着的是长城，那么我为什么说秋月照着的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呢？
我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首诗是《从军行》的第二首，紧接着第三首就说“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这个关城就是长城，说这地方是古战场，而且说“日暮云沙古战场”，那就透着一派荒芜的历史陈迹的味道。所以我才说，在诗人笔下，这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别看唐代的诗人动不动就描写长城下的烽火岁月，可事实上唐代的长城基本上已经开始荒芜了。因为唐代跟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向来不错，所以整个唐代基本上没有修葺过秦汉以来的长城。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两宋积弱，弱到连长城都修不起来。到了南宋，偏安一隅，想修也够不着了。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自朱元璋起，才花大力气重修万里长城。
这个重修可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完整意义上的“重修”——重新修一条。
而且这一修就修了将近三百年，主要的工程就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修筑的。尤其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这一段时间，戚继光、李成梁等边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修得气势宏伟，极尽壮观。
你现在去八达岭，看那绵延不尽的长城奇观，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不是秦长城，你看到的是明长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修筑的明长城！而王昌龄诗里那些“高高秋月”照临下的古长城早已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了一堆荒芜的残垣土丘。
张居正修的另外一条“长城”可比那条实的万里长城还要管用，还要实在。这条万里长城才是真正保障国富兵强的关键，这就是他“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以及为实施这一战略，培养出的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杰出的军事将领。
说到这个“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军事上的超凡的战略眼光来了。
大明王朝说起来不像两宋那么积弱不堪，但自明成祖朱棣之后，明王朝面对北方蒙古族的后裔渐渐就采取了防守的姿态。再加上内政日趋腐败，后来就明显有点顶不住了。蒙古各部不用统一，也不用齐心协力，只要一个分支、某一个部落就能使大明朝疲于奔命。
明英宗的时候，先是西蒙古的瓦剌，在土木堡大胜明军，甚至把英宗皇帝都给俘虏了。俘虏了英宗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挥兵直入，一举包围了北京城。要不是那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少保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明王朝的寿命就得缩短一大半儿。
后来瓦剌逐渐衰落了，鞑靼族的俺答又猖狂起来，他占据了河套地区，对西北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长驱直入，又一次兵围北京城，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幸亏俺答性子比较糙，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风卷残云而去。
除了西北的俺答，同时东北方向还有鞑靼的一支土蛮部落，也很强大，对明王朝的威胁同样巨大。
张居正一入内阁，即分管兵部，而稳定国防也是他国富兵强改革思想的基石所在，所以他对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后，张居正慧眼识英雄，当即安排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北上。当时朝廷上下很多人都认为戚继光这些人熟悉南方战场，不一定适合北方战场，再加上戚继光人很傲，跟兵部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反对的声浪很大。
张居正力劝隆庆帝，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明史·戚继光传》），就是说这块好金子放在南边和北边都会发光，并以自己的前途来保荐戚继光，所以戚继光才得以率兵北上。
对于这一点，戚继光一辈子也都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并终其一生，对张居正都十分忠心。所以后来甚至有政敌说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家奴！这也就是平庸之辈，只能徒逞口舌之利，他们哪知道英雄慧眼相识、英雄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
张居正把戚继光安排在北京正前方的蓟州一线，既阻俺答，又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力克辽东诸蛮。这三箭齐发，布局可谓高妙。
那么这个布局高妙在哪儿呢？
高就高在张居正的识人之明。
谭纶、王崇古是文官代领武职，原来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特别讲究智斗，所以在三娘子事件中，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圆满地与俺答达成了封贡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