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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熊猫城都已被迫停工，当务之急是如何延期到期的银行及金融公司的债务。作为第二大股东的海南农业信托公司，对新能源融资的银团召集人王素娟的处境表示理解，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新能源。从大股东和最大债权人的角度，如果公司不能转入正常经营，损失最大的将是海南农业信托；而陈氏家族最担心的则是在这次变故中丧失对新能源的控股权。同王素娟交换过意见，也同其他董事会成员通过电话，大家统一了稳定新能源员工队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向媒体说明情况，推选陈宇建入主董事会并任命其为总经理，迅速恢复企业正常运转的意见。
一个月过后，特别股东大会顺利召开。股民表现出克制情绪的理性和通情达理的一面。陈宇建当选董事并在新一届的董事会被推选为董事长。一起来的万科集团副总留在海口协助新能源业务发展一段时间后，也撤回深圳。
为什么押解陈氏两兄弟去北京呢？原来是因前海南省委副秘书长李善友诬告案而引发的案中案。
李善友因诬告罪被捕入狱，曾兼任证券办主任的李善友还被查出受贿行为，查封的财产中，还有2万股新能源原始股套现的60万现金凭证。需要陈氏兄弟证实的是：是否这２万原始股是新能源送给李善友的？如果是送的，其受贿价值就不是2万元，而是60万。
兄弟俩在北京的情况不得而知。
我不相信，陈老大会对李善友行贿。这种判断并不来自于道德层面的把握，而是陈老大的性格使然，在股票大热的1992年末，能让李以原始价购买股票就已经很勉强，哪有送的道理？
一年过后，没有结案。陈氏兄弟可以保外就医。换句话，可以半自由地参与新能源的经营管理。
转眼到1995年的7月，陈氏兄弟无罪释放，陈宇光再次当选新能源董事长。
陈宇光获得自由后，对我第一个表示就是要送12％的新能源股份。我笑着回答：“你就是烧成灰还是陈宇光，怎么可能送股票给我？”
此时的新能源，已经今非昔比。1992年体现的税后利润5 600万，1993年尚有盈利，1994年首次出现亏损，到了1995年更是资不抵债。1996年初，心有余悸的陈宇光以海外集资为名离开中国大陆逃避，直至2000年。这是后话了。
“3。30”，君万之争揭幕
1993年5月28日万科成功发行B股，6月旋起宏观调控之风。
此后，万科挟资金优势，攻城略地，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上海万科城市花园首批业主入主，上海万科广场、深圳荔景大厦竣工；青岛银都花园预售超过预期；北京万科城市花园消费者热捧；天津万科中心顺利发售；鞍山东源大厦封顶，沈阳城市花园开工，深圳海神广场破土。
一切都在不确定的摇摆中寻找着平衡，一切都在机会主义中进行着取舍，于无序中寻求有序：公司的地产项目和投资比重稳定上升。
1994年3月29日下午2点到5点，万科在富临大酒店召开董事会。
提交的方案顺利通过。董事张西甫、董事王越陇委托的代表吴大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一切都显得平静和正常。
然而，正如美国一本写华尔街80年代一桩著名并购案的图书《站在门口的野蛮人》中，将风险投资家比喻为站在上市公司门口的野蛮人那样。进入1994年，一群野蛮人已在万科不知不觉间守候多时，万科董事长竟浑然不觉。
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张汉生走进我的办公室，昨天已经预约。
一在对面坐定，张国庆就开门见山：“君安证券准备给万科的管理层提些意见。”
提意见有必要一二把手一起来么？我觉得有些蹊跷。
“君安准备下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不要误会，对你没有其他的意思，君安是代表中小股东给万科的经营战略提意见，会对万科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更有明显的好处。”
这番话确实让人感到突然，我从他的话里行间感觉出一些火药味道。
“我可以参加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么？”我稳住情绪，回应了第一个问题。
张汉生轻描淡写：“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只是因为要给万科提意见，事前通知一下。”
“既然给万科提意见，为什么万科的董事长不能参加呢？”我越发感觉到来者不善。
“你要参加也没有问题，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建议改组董事会。形式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些激烈，但这是为了万科好。改组后的董事会还是由你担任总经理。”张国庆一边说一边起身，表示要告辞了。
两位老总进屋出屋用了五分钟。
给万科准备应对的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了。
我赶忙拨打各位董事的电话，告知突发的提意见会，征求对策意见。
30分钟内，同远在美国、加拿大、北京、青岛、海口、深圳等地的13名董事取得了联系。令我吃惊的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中创、海南证券等三家的董事不仅知道此事而且是此次“意见会”的发起者。
电话中，我对西甫几乎是嚷了起来：“君安事前不打任何招呼，搞突然袭击，登报提意见，还说是为了万科好。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在这个时候，新一代不能参加新闻发布会，绝不能参加，明白吗？”
接通中创代表吴大生的电话，质疑为什么背着万科进行反对万科董事会的结盟？对方在电话中回答：“提意见是股东的权利，以什么形式，只要不违法，是股东选择的自由。”我清楚地感觉到对方语调背后的不友好及不满的情绪。
拨通北京中创总公司王越陇的电话，越陇表态：“总部不知道吴大生的行为，但第一，不同意以这种形式给万科提意见；第二，吴不能参加记者招待会。
“稍微松了口气，我又拨通海南证券公司文哲的电话，我在电话里感受到对方的惊讶：“一个月前张国庆给我电话，说‘股市不好，需要新的操作题材，给万科提意见是创新；再者，万科透明、健康，经得住风吹草动，而选择金田的话，经不起折腾。’我想也是，就同意了。谁想到张国庆搞什么新闻发布会？”
“那是不是撤销作为发起单位呢？”
“没有签署作为发起单位的授权书，但口头上答应了，两边都是朋友，这样吧，君安不能再以海南证券的名义发声明，我也不会发声明让张国庆尴尬。”
好吧，我这生死存亡，您还在两边抹稀泥。
此刻，我意识到，董事长同董事的沟通上出了问题。部分董事联手对付万科，而我事前竟浑然不觉。再联络其他董事，加拿大的刘元生、美国的赵晓斌、深圳的马恭元均表示站在我一边。略松了口气。再一轮电话通知管理层……
君万之争：较量之一
3月30日下午3时，君安证券在阳光酒店召开记者发布会，小型会议室坐满了记者。
会议伊始，办公室主任何伟主持会议，宣布君安代表委托的四家股东—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海南证券公司、香港俊山投资有限公司和创益投资有限公司（四公司共持有万科总股份的10。73％）发起《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
《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首先对万科的业务情况、公司结构、股本构成和股票走势作了概括介绍，并逐一分析了万科的房地产、股权投资、工业、贸易和文化经营五大产业状况。
之后，行文对万科经营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业务透明度不足、参股申华公司无实效、房地产经营业绩欠佳和股权投资利润不稳定等进行分析，点明万科的产业结构分散了公司的资源和管理层的经营重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因此，倡议书中最后提出了对万科的业务结构和管理层进行重组，包括收缩贸易、商业和工业经营，将安华公司和股权投资公司独立出来，全力发展和充实房地产业务，同时宣布将推荐8~10位董事候选人进入董事会，以及力争在董事会内部设置一个常设的项目审批委员会，对重大政策进行监督，避免和减轻项目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一万多字的内容，整整念了一个小时。
听着一些熟悉的提法和完整精确的表述，我做了两个判断：这是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非十天半个月能准备出来的；“书”的结尾抒情浪漫，把十足的火药味降了下来，很类似前渣打公司副董事宁志翔的文笔风格。这家伙在搅和什么？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举手要求发言。
主持会议的何伟明确不允许。显然是事先商定好的做法。
记者们嚷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