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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万科的高层们仍旧担心君安证券这家冲劲有余、资金匮乏的券商的偿付能力，毕竟，同一时期，君安也是金田公司的B股承销商。直觉告诉我，君安证券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贷到如此数量的资金。但事实上，万科和金田都按期限收到了全额定向发售的B股资金。
1993年5月份，万科B股在开盘后跌破了发行价，承销商的B股也窝在了手上，君安因此成为万科的大股东之一。两个月后，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建议万科反贷给君安证券一笔费用，以解决短期资金拆借的燃眉之急。显然，挪用筹资款借贷给证券公司是违规的，也违背发行B股的初衷。
我拒绝了。
万科B股于1993年5月28日正式挂牌交易。在1993年8月26日的香港B股市场推广会上，我坦言：“在40多年计划经济的历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无论是观念还是方法都显得陈旧和僵硬。这次B股发行中，我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观念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搞计划经济出身的人来说，有一个自我认识和改造的过程，要力图缩短这种差距。”万科首次发行股票解决了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使企业从僵化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为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契机。而这次B股发行工作，则促使万科深入调整自身的业务架构，并努力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向国际投资者认可的方向发展。
这次发行B股后，万科继续聘请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为万科的核数师，定期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核，并定期在香港主要中英文报刊上刊登公司中期和年度公告及有关重大事件的公告，以增加公司透明度和推进规范化。同时，万科同香港证券商、基金等专业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介绍公司最新情况及听取他们对于公司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这次4 500万B股的成功发行，万科共募集资金45 135万港币，帮助公司明确了以扩大资金积累为主的现阶段发展目标，理清了以房地产为主导行业，包括证券（股权投资）、贸易、工业、文化在内的五大业务结构。并使得万科能够在宏观调控的形势下，仍有较充足的资金保障跨地域战略的实施。
由于万科B股市场价低于发行价，君安被迫长期持有。
8。5大爆炸的隐喻
1993年7月，结束了在和平路50号办公的日子，总部迁往翠竹北水贝二路14栋万科工业大厦。此前在这里办公的万科工业公司生产基地迁往特区外的百门前工业区。
8月5日中午1点30分左右，随着一声闷响，整栋楼都开始震动，门窗和办公桌椅也随之晃动。一瞬间，我感到如同置身波浪。
一切归于平静。我将头伸出门外一探究竟。秘书从桌子下露出头：“老板，我还以为是地震呢。”
没过多久，传来了消防车的警报器声。跑到６楼顶层平台，西北侧上方黑色烟柱冉冉升腾。“轰隆”又是一声巨响。坏了，什么地方发生大爆炸！？
原来是4公里以外的清水河危险品储运仓库大爆炸。因堆放在一起的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化学反应自燃，大爆炸连续两次引发，由硝酸铵、高锰酸钾、硫化碱和硫化镁等危险品组成的“炸药库”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冲击波把附近的建筑推倒、掀翻，门窗玻璃震碎，钢筋、水泥板、砖石漫天飞舞，正在现场工作和抢救的人们被巨大的气浪高高抛起，还有人被硬物击倒在地。方圆几公里外的人都感到强烈的震动，市中心南洋酒店的门窗被震得无法关合，国贸大厦也在轻微颤动。
5 000余名公安、武警、消防战士全力灭火抢救。经过4个多小时的生死搏斗，一场严重威胁到城市安全的大火终被扑灭。爆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15人死亡，8人失踪，逾百人受伤。
我尊敬的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水桐，在指挥现场英勇殉职。
杨出身贫寒的偏远山区，凭自己的努力在公安战线做到特区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成为家乡的骄傲。90年代的特区，伴随着经济腾飞，也蔓延着权钱交易的腐化堕落风气。但杨局长的秉公清廉是圈内共知的。知道杨局长殉职的消息，我同丁福源一起去杨局长家里探望，这是机关配给局一级的干部宿舍，虽然宽敞，但除了墙上的字画外，屋内冷清清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电器，老杨个人喜好字画，一手好毛笔字。
《深圳商报》头版刊登的大爆炸的蘑菇云照片获得全国新闻摄影金奖。拍摄者张青，得知清水河大爆炸，职业本能，抓上相机冲向火光熊熊的现场，镜头对准救火的现场按动快门。轰隆，第二声爆炸，张青被掀翻的水泥墙、碎石砸倒，大腿严重损伤。我专程去医院探望英雄。躺在病床上的张青意外地瞪着眼睛：“老板来了。”他到报社之前，是万科旗下国企的职员。
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蕴藏着必然。3年前，安贸公司在仓库中擅自存放易燃易爆的有毒化学品达45种之多。而附近300米的远处存放着双氧水和煤气罐群。对这一隐患，市消防部门曾在安全检查中提出过立即整改的意见，但因被人“说情”，整改意见没有得到贯彻。令人费解的是，本地媒体对这场爆炸做出的报道更多是浩气凛然、响彻云天的英雄赞歌。确实，应该对救火立功人员赞扬和鼓励，但更需要对这场“意外”爆炸的恶性事故进行反省。难怪有人戏称如此报道宣传是：丧事当作喜事办。
但是，那时的公司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另一场震动同样在等待着万科。
进退申华始末
1987年3月16日，上海浦东川沙县农民瞿建国注册了上海申华工贸联合公司，经营小巴客运、贸易，资本金100万元；此时，我领导的深圳现代科仪中心已是一间专业进口摄录像机设备的公司，正同日本索尼、JVC等公司密切合作，改整机进口为散件引进，国内组装、销售。
1990年12月19日，申华在上交所上市，更名为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初，万科在深交所上市。
同深圳的几家上市公司相比，上海的上市公司规模一般只是它们的1/10到1/3，所以被称为小盘股。此时的万科，把股权投资作为四大业务之一，先后在西安、北京、天津、海口和武汉等城市参股了12家企业。
1993年，在万科进入上海房地产的同时，郁亮负责的股权投资部正对沪上市公司做严密研究、筛选。拥有2 700万股流通股的申华第一次进入万科视野。申华的业务有客运业、房地产、酒店旅游业和股权投资，同万科的多元化类似。
由于万科发行B股，针对上海市场的研究暂时放缓。B股发行成功后，万科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股权投资的想法继续深化。
1993年9月，深圳宝安集团下属的3家企业大举收购上海著名的“老八股”之一，属于“三无概念股”（没有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股）的延中股票，等到9月30日宝安举牌公告时，已经持有了延中17。07％的股份，后来增持到19。8％，成为延中实业第一大股东，并提出改选董事会。延中方面反应强烈，声明要采取反收购措施，延中股价跟着飞涨。双方的激烈交锋惊动了中国证监会，对宝安在收购过程中的违规问题予以处罚，但承认了宝安所获得的股份有效。“宝延风波”成为国内证券市场上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
上海股市酝酿着更大的风暴，一个多月后就将掀起。
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建国对报界发表谈话：“申华资本来自于民间、产业服务于社会、效益回报于社会。欢迎有实力、有管理能力的大公司来做申华的大股东。”这一讲话，引起了郁亮的注意。
通过中间人，我和郁亮在一家僻静的酒家与瞿建国会面。
瞿董事长身着灰色西装，西装袖口上的商标没有撕掉，话不多，但显得诚恳、可信。瞿开门见山表示：“我准备移民加拿大，公司要引进有实力的大股东。”
“移民换身份？”我谨慎问了一句。
“就不回来了。”
颇感意外：“为什么？”
瞿建国的回答更使我意外：“医生诊断我为肺癌。到国外除了静心治病外，就是做慈善事业，我申请注册了建国慈善基金，股票套现的资金都捐赠给公益活动。”
这番话令人佩服。在感慨和伤感之余亦有些欣慰。
瞿建国先生要把自己打造的企业托付给万科算是找对了人家。
我表态：“我们想参股申华有三点原因：一、双方的房地产业务的整合；二、通过申华，万科可以进入浦东房地产市场；三、申华是小盘绩优股，有投资价值。如果瞿董事长愿意直接将名下部分股票卖给万科更好。参股进来，仍然希望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