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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副市长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急于改革的创业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
“呵呵呵……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离开副市长办公室时,朱副市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向主管公司报告了吗?”
“啊,报体改委的申请副本抄送给了特发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办公厅就下发批准你们股改的申请。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电话告知特发副总李景全正带领一拨人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我打电话给体改委徐景安主任,没有人接听;电话打到朱副市长办公室,秘书说,朱副市长胃病发作住院了。
鉴于特发的强烈反对,办公厅暂停下发同意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暂停的消息犹如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股改小组紧急商量对策。这时已没有后路,对激烈反对的总公司只有硬着头皮面对。
此时孙凯峰已离任特发,继任者袁陶仁是北京电子部前计算机局局长。
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坐在袁总一旁的李景全发言:“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报告也打到了体改办,但我们是通过特发集团批准上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越权的报告却下了红头文件,而国商却没有一点回信。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好啊,你李景全办的好事,袁陶仁刚从内地调来知道什么?还不是你捣的鬼,非得第一个股改。就凭你“官大压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国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发管理层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怎么办?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新一代公司的王晓敏来自长春,同政府中一批长春背景的干部有交往,建议我“以王石的名义邀请市委、市政府的秘书班子聚聚”,介绍股份制改造遇到的困难,在舆论上抢占先机。
王晓敏做联络员,邀请信发了20多份,原以为能到1/3就不错了,没想到全到齐了。聚会的效果不错,在王晓敏的协助下,公司给年轻的秘书们上了一堂股改课。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我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过去和李灏书记只是在一些座谈会上见过,从来没有单独约见。见面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习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我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您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无独有偶,金田和原野两家企业也遇到同样的遭遇:上级主管公司坚决反对股改。三家同病相怜的小企业不定期地被书记的唐秘书约见,听取改制的进展。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部门,多少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爽快地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
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袁到底有没有北京的上层关系呢?有人说有,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招股通函首上党报
公司的名字一路改,改到1988年,我比较喜欢“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个名字,简洁、易记、琅琅上口。但在办理股份制手续过程中,却意识到这个名称没有顾及到在国际层面,韩国有一家大公司也叫现代企业。
还得更名。这次要慎重。
为了改名,公司管理层和部分总办人员乘海船,在珠江口海域兜转。在船上也没什么事,惟一能做的就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插上想像的翅膀,畅想公司的名字和寓意。
返回深圳,把每个人能想像的名字写在大黑板前进行比较选择。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称“Shenzhen Modern Enterprise pany”,缩写是“MEC”。讨论最后集中在如何从三个缩写字母中延展出新的名字,这样同原来的名字有连续性。有人提出,我们干脆就用这个“MEC”,可是,这和日本的“NEC”有些接近,而且“MEC”的发音同当时热播的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男主角麦克太像,总不能让别人听到公司名字就想到连续剧主角吧?再加上“克”字读上去不响亮,于是又有人考虑将公司名字改成“麦科”,但“麦科”用广东话发音是“特别黑”的意思。如果别人问到公司的名字,公司就成“特别黑公司”了。
讨论来讨论去,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潘毅勇想到了“万科”的名字—既然“Marlboro”以中文翻译为“万宝路”,为什么公司的名字不能叫做“万科”呢?
于是,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特区报》敏锐地捕捉到万科股份制改造的意义。负责头版、号称《深圳特区报》“五虎上将”的五位编辑全部投入组稿和选稿的工作。就一个选题,五位编辑全部投入是很少见的。在这段时间,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 324万元折合1 324万股入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 800万元,其中1 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万言招股通函递送到了《深圳特区报》广告部。
广告部主任审核着这份占两个整版的招股通函,为难了,上报值班副总编辑审核,副总编辑不敢做主,递到总编辑。总编辑批示:公司募集资金的文件在党报上刊登不妥;党报宣传股改同党报刊登招股通函的性质不同,不能刊登招股通函。
招股通函被退了回来。
参照香港资金市场公开招募资金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企业必须将募集资金文件在公开刊物上刊载。如果不在公开刊物上刊登招股说明书,就相当于私募资金,意思就全变了。怎么办?再次想到主管体制改革、意识形态的秦文俊副书记。
再次走进市委大楼,求见秦文俊副书记。
听完陈述,秦副书记沉吟了一会儿,打开笔帽,在摊开的招股通函上批道: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接到有秦副书记批示的招股通函,总编辑批给广告部:全文刊登,免费。
1988年12月6日上午,在深圳市和平路50号三楼会议室,公司召开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次发起股东会议,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复了“发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申请书”,同意公司申请的各项股票发行事宜。
同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事务协议书》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包销合同》。
12月24日上午,仍然是在和平路50号三楼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