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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感知的心也就还在二这样一来，谈到身后问题，我们就等于使阴间的问题阳间化，说为身后，可以费苦心，但所求不过是生时的心安。求心安，驰骋的范围可以大，比如一个人，不管赛先生怎样在耳边大喊没有鬼神，还是相信死后用钱处不少，那就会多用真钱换纸钱，烧。范围还可以更大，是扩张到己身以外，比如立遗嘱，让儿孙也多用真钱换纸钱，不断为自己烧。为求心安，这都情有可原，但化为行动就会触及是非、好坏问题。分辨的原则仍是上面说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活人的，所以一切举措的好坏．都要看对于活人（包括己身以外的），能否利较多，害较少。
以下进一步，或缩小范围，说为身后事而求心安，通常是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可以分作两类：一类偏于保守，是“尽责”；另一类偏于进取，是“求名”。自然，这只是为了解说的方便，就某一种情况或某一个人说，两者常常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先说尽责。仗古诗十九首》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清人徐大椿作诗有这样一联：“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人，即使谦退，而且高寿，总不会感到，一切心期都已经满足，一切心债都已经偿还，可以轻装去见上帝。也为了解说的方便，我们称一切当做的以及想做的为人生之债。就老之已至以及未老而死之将至的人说，人人有债。有的人债多，有的人债少。有的人债重，如青壮年夭折，撇下娇妻弱子；有的人债轻，如还想看看黄山。有的人债复杂，如想以己力求得治平；有的人债单纯，如一部书，想写完。债的性质也各式各样。有的债非还不可，如扶养无工作能力的亲属；有的债还不还两可，如想坐坐超音速飞机。有的债影响面大，如研究抗某种病毒的新药；有的债影响面小，如想学会拉小提琴。有的债容易还，如想写一篇以教师为题材的小说；有的债不容易还，如把二十四史翻译成白话。总之，如果把当做的以及想做的都看作债，那就就性质说多到无限，就数日说也多到无限。通常，一个人的债总不会多到无限。但也不会少到稀稀落落，举目可见，屈指可数，应如何对待？自然只能说说原则。那是一，争取早清，即今年能做的不要推到明年，因为明年怎么样，不能预知。二，争取多清，多清则遗憾少，有利于心安。三，要分缓急，如影响大的必急，影响小的可缓，应该先急后缓。四，除非万不得已，以少拉新债为是。五，尽人力，由于客观原因或主观原因，不能如愿，无妨用道家的态度，即安之若命，而不怨天尤人。
再谈进取的一类，求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正如有了生，兢兢业业活一场，同样没有究极意义。这里谈身后，已经肯定了死前心安的价值，也就可以不必往形而上的闷葫芦里钻，自讨苦吃。不形而上，也就是信任常识，我们都认为，有名比无名好，名大比名小好。名有好坏问题，比如依照历史的评价，岳飞和秦桧都有名，前者好，后者坏。历史时期长，难免变，因而好坏的定评也会成为不定。最突出的例是前不久的孔老二又复位为至圣先师，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岔出去，只说所谓名，都是指流芳而不包括遗臭的，那就会想到一种情况，是求名，想到身后的时候就更加急迫。原因有二：一是时间不多了，慢慢积累必须变为抢修；二，想到生命结束，才更珍视流芳千古。流芳，就是不求干古也大不易，要如何努力？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三种成其一就可以不朽。我们也未尝不可以来个二合一，说求名而得，就要在利人（或说造福社会）的事业方面有较大成就。举古今中外的二人二事为例。司马迁，流芳千古，是因为写了《史记》。华盛顿，也流芳千古，是因为争得独立，还为美国创建了个民主制度。传名后世，也有多靠机遇的，如杨贵妃，是因为长得美，又碰巧有个皇帝爱她。凭机遇而得名更难，所以较稳妥之道还是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想想办法。当然，再说一次，所谓身后名，名者，实之宾也，连带他人和社会得到的福利不管有多大，本人的所得，仍只能是膜目前的心情欣慰而已。
还有两个与身后密切相关的问题，葬和遗嘱，也想谈谈。先说葬，昔日相信灵魂不灭，兼为名（阔气、孝等）利（死后享用），都愿意厚葬；只有极少数例外，如西汉杨王孙（主张裸葬，求速朽）之流。这样，以君王为首，富贵人家随着，老百姓是草上之风必堰，浪费就太多了。现在灵魂随着形体灭了，如果厚葬（买墓地，立碑，着华贵衣服，开各种纪念会，等等），就成为只求名而无利。但不会完全躲开利的问题。这是说，为死者多耗费一文钱，就是生者多损失一文钱，根据以上一切问题都是活人的这个原则，把活人可用之物消耗于死人，是不合理的。还有，所谓名，不过是有钱，肯花，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所以应该薄葬，越薄越好，把节省下来的财物、时间、精力等为活人用。至于死后留痕问题，我以为可以因人而异。极少数人，真正流芳千古的，当然会有不少后代人怀念他（或她），那就入墓地，立丰碑，也好，因为后代人需要。至于一般人，名不见经传，功伐不入史册，即使有钱，似乎也不必买墓地，立石碑，因为这样可以为活人减轻多种负担（花钱，占地，直到过路人不得不看一眼，等等），也算为身后做一件好事。近年还有遗体捐赠医院的新办法，据说那就连一文钱也不用花，而且有益于社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后来居上，人都应该取法一乎上了。
再说遗嘱，人，纵使高寿，也难免有些未了事，所以，如果来得及，遗嘱以有为好。人的情况万殊，遗嘱应该说些什么，情况也就万殊。但考虑到所求，处理的原则却是单一的，是一切要为有关的生者的利益和方便着想。以应该占重要地位的遗产为例，可以用利取其大、公平照顾为分配的原则，比如数目很大，先提出一部分赞助公共福利事业（建立学校、设奖学金之类），其余分与亲属，以及穷苦友人等，又，分配提前于生对就办理完毕，就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也是根据一切为生者的原则，有些关系不太大的事也以说清楚为是。如丧事一切从简，遗嘱未说，生者也许就要大办。死后都通知什么人，也最好开列清楚，因为人生一世，忠恕待人，总会有些心心相印的，你不辞而去，他们会放心不下，虽说事不大，也总是小遗憾吧。还有一点，是生者或心太好，或依时风，盖棺论定，会说些说者欣赏的溢美之辞，即悼词八股，这，如果不是自己喜欢听的，也最好于遗嘱中带上一笔，说本人尚有自知之明，请勿架空关照云云。
后 记
一本也许不当写的书终于写完了，学戏曲的有下场诗，应该说几句下场话。不当写，理由很简单，是手无缚鸡之力而想扛鼎。事实是不只想，而就真扛了，再说理由也就成为不必要。必要的是说说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一本什么书？这样的意思应该在序里说清楚，因为没写序，只好借这里的一席地先说说。书名《顺生论》 ，“论”用不着解释，只说“顺生”。可以图省力，用古人语，是《礼记？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古人语过简，还过旧，怕今人，尤其未头童齿豁的，看了不很了然，所以易“率性”为“顺生”。率性是道，顺生自然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用大白话说是自己觉得怎么样活才好。说“自己”，因为人生之道无限，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不同的人可以引为同道，所选的道却总是“自己认为，，好的。这就为本书的也许应该算作胡思乱想的许多讲法找到个挡箭牌，是其中所写都是自己的有关人生的所想，也应该并只能是自己的所想。所想是什么呢？说简单也简单，是我们有了生，生有没有究极意义或价值，不知道；但有天赋的好恶，如没理由地觉得活比死好，乐比苦好，这是命定，或说性；已定，抗不了，一条简便的路，也许竟是合理的路，就成为，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即本书所谓顺生。路平常，理也不深远，推想也不会有人“真”揭竿而起造反，还“论”它做什么呢？是因为一，道，大同难免小异，外形或口头还难免大异；二，即使不异，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接受顺生而真就能够活得好也大不易。所以也就值得思考，或更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