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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可以不可以说，要用道德的力量来补充？我的想法是应该反过来，说以道德为主，因为它不能在任何人身上都百分之百地有力量，所以才用法律来补充。这样说，我们就会想到一种此长彼消的情况，是：如果道德的力量增大，法律管辖的范围就可以缩小，社会反而容易安定。由此推论，谈论社会，讲治平之道，就应该在培养道德方面尽大力量。而说起培养，有些事情就不能不注意。这是一，要心明眼亮，知道所谓道德，所谓有德，本质是什么。比喻说，提倡视人如敌，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就是反“己欲立而立人”之道而行，培养云云也就名存实亡了。二，培养，难易，甚至能不能成功，都决定于群体，或说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教养。有教养，容易看到并重视己身利益之外的一切，这一切自然包括己身之外的人及其利益。反之，不识之无，正如我们睁眼所能见，营营苟苟，眼只看私利，手只抓私利，甚至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经地义，培养，即使尽了最大力量，求这样的人变为伯夷叔齐总是太难了。三是言教不如身教。身指或偏于指位高者和年长者之身，所谓上行下效，草上之风必僵，无言或少言，方法是感化，总会比夸夸其谈而行则另一套，容易生实效。四，要在风气方面用大力，使群体中几乎人人都相信有德是荣，无德是辱。这荣辱的观念力量最大，因为义是心理的，荣辱是世俗的，上面所说旧时代许多男女士为忠贞而死，推动的力量，明显而直接的就是这荣辱，义云云通常是隐在背后或书生的书本中的。五是不可求速成。人，就其本原说同样是有欲因而不得不求满足的动物，“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孟子的看法，这希大概就是指能够文而化之。文化，表现于物是各种利生的设施，直到汽车中也加空调；表现于心，至少我这样想，就是克制自己，“能近取譬”的道德修养。物方面的设施，心方面的修养，都要慢慢来。求速成，其情也许可愿，其效果则常常是可悲。如物，求几个朝夕就亩产几十万斤，其结果只能是饥饿和可笑。心方面也一样，用鞭挞的办法求一动之后小人尽变为君子，其结果必是连原来的君子也变为小人，因为德是来于自发，鞭挞则自发毁灭，道德也就连根烂了。
这不能求速成还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种情况，是速毁却非常容易。可以用比喻来说明，那是瘾君子的戒烟，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甚至一年两年，想吸而竟忍过去，可谓大不易；可是开戒却太容易，只是人家让，自己伸手一接之功。道德（文化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还是以小事为例，穷困，路上遇见遗金不拾，是千百年（就群体说）来正心诚意修身而成，变为拾，回去换酒肉，享受一番，只凭一念之差就可以。所以讲治平之道．不可凭幻想，拿道德开玩笑，比如说，为了目前的某种利益，广开门路，引导并驱赶人舍爱而取恨，舍诚而取诈，舍慈悲而取残暴，短期也许能有所得，日久天长，群体中都成为这样，后悔，想挽救就太难了。所以，有时我甚至想，一种不完全合理的道德总比没有好，因为其本质总是克己，这是社会所以能平定的纽带，没有这个．人人为私利而甘心无所不为，那现实和前程就大为可悲了。最后说说，道德的本质和表现都离不开利他，这他，无论是就理论说还是就实际说，都有范围问题。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人指已身以外的，想来也不排斥人类以外的，因为他还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就心说是仁的范围扩大；可是儒家讲的究竟是常人常道，所以纵使推崇仁为美德，还是吃肉，只是饭桌离厨房远一点，以求耳不听心不烦。佛家就比较心行合一，是定杀为大戒，所以也就不许吃肉食，连穿皮毛也不可以。魏晋以来，中国不少佛门的信士弟子不吃晕，这是他们的德。他们也是人，这就引来一个间题，德的本质是利他，我们推重道德，吃红烧肉、烤鸭之类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从信仰方面看，大概只能各行其是。还不得不从实际方面看，求人人都成为虔诚的佛门信士弟子必做不到。不可能的事，不深追也罢。不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终归也是实际，怎么力、？在这种地方，可行之道也许只是差不多主义：比如对于牛羊鸡鸭之类，能够研究出某些方法，使之得安乐死，总当算作向文明迈进一大步；至于夏日在身边搅扰的蚊蝇之类，只好狠狠心，用蝇拍一拍使之往生净土（据说也有佛性）而已。
二八 时风
何谓时风？古谣谚如“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是最简要的说明。这样的时风有不少特点，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有的渐渐，有的甚至相当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成为美，成为好，总之就带有高程度的荣耀，于是也是一般人，就趋之若鹜，简直成为非此不可。二，常常未必是必要的？ ，如古之高髻，今之高跟，换为不高，反而可以方便些，只是因为成为时风，至少是不惑之年以下的，抗就不很容易。这里说非必要，被时风吹得东倒西歪的人或者不同意，因为他或她们会认为，既然带有荣耀，就是必要。那就补说一点解释，是这里所谓必要，是指没有它，生活（包括社会）就不能维持的那些，如古人称为大欲的饮食男女之类，必不因时而变；高髻和高跟不属于这一类，也就会因时而变，所以不是必要的。三，也就可能未必是好的，如走后门也可以成为时风就是这样。四，因为是时，纵使这时可以相当长，甚至很长，总会由于来个过时而成为陈迹，如高髻就是这样。五，因为是风，非必要，未必好，总有一些人，褒之是一般人以上的，贬之是顽固不化的，会不趋之若鹜，甚至有反感。
非必要，未必好，还会为少数人所鄙视，是一面，由影响方面看是不重要的一面。另一面则绝顶重要，是力量非常之大，至少是一般人，被吹而想逆风而行就几乎做不到。以高谈祖国灿烂文化而不愿碰的女人缠小脚为例，这是最典型的时风，可以看看它的力量是如何大。谈大的现象之前，似乎应该先考虑一下相关的理。大概是黑格尔说的吧，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应然是必然之外还加上某种量的价值。还是限定说女人的脚，在其上玩各种花样，由身外的高跟、绣花、嵌香料起，到身内的加工求瘦小止，就真是这祥吗？不知道性心理学家如蔼理斯之流会怎么认识，至于我们一般人，就最好是安于近视，只看表现而不问价值。退一步，就说是也许与价值有多多少少的关联吧，这所得总是大的所失换来的。专说身内的加工，变大为小，变宽平为尖，其所失是立不能稳，行不能快，总是牺牲太多了。可是风的力量就是如此之大，因为男士女士都觉得女性以娇柔为美，脚瘦小显得娇柔，于是由很早起，爱美的女性就在这方面用力追求。先是小修饰，如赵女郑姬之类卖笑佳人“蹑利展”，见《史记？货殖列传》，利展就是尖头鞋，瘦了。到唐代，传说“平明上马入宫门”的人物着小蛮靴，推想必是小巧玲珑的。小巧，身内是否加工，如加，加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其后到北宋，就可知是加了工的，有近年发现的艺妓的图像，脚短而头尖为证。推想此风到南宋就急转直下，变小加工为大加工，铁证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崔莺莺的绣鞋是“半拆”（三寸），这是当时美人的形象，脚已经小到极限，其后明清两代，不过依样葫芦而已。这徉，可见至晚由北宋起，女性脚加工求瘦小已经成为时风。然后看看其力量是如何大。只须举一点点例。先说个别的：男性，如蒲松龄，我们视为国宝的开明人物，写《 聊斋志异分中的“织成”； “三寸”之不足，还夸张为“细瘦如指”；女性，清初以满俗改汉俗，曾下令禁止缠脚，青年妇女有因此而自杀的，见《东华录》。再说泛泛的，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认为女人的脚就应该这样，不这样就不成其为女人。这就是时风，因为力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