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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觉得右脚拇指剧疼，一看，整个大脚趾的指甲被掀翻，血肉模糊。“太疼了！我可能回不去了！”我龇牙咧嘴地对胡佳说。“没事！我扶着你！”他回答道。
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要在台阶上休息一会。这个时候，血开始如水流般地往下滴。我看着表，已经过了１２点，离下午比赛不到四小时：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我还能吗行？
坐在台阶上，我捏着脚腕，想帮助止血。但过了一会，血还没有要停止的意思，而我却感觉越来越疲惫，我快晕倒了。
闭着眼睛躺在靠在台阶上。那种疼痛的感觉告诉我，伤势挺严重，情况不太妙。这时，胡佳跑回去叫来了教练和队医，大家看到的我已经是斜躺在看台上，烈日炎炎，我却浑身出虚汗，面无人色。
他们将我抬起来，平放在看台顶层阴凉的楼道上。我感觉舒服多了。虽然睁开眼看不到东西，但我的思维活动一直没停止过，下午是继续比赛还是宣布弃权，这是个大问题。
我能进行思考，证明我还没有晕过去，伤势还不严重，应该能够比赛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过了几分钟后，他们将我送到了医务室，又是看脚、检查骨头、照片子，又是包扎什么的，忙乎了近一个小时。
午睡泡汤了，饭可是不能耽误的。我赶紧把东西给吃了，还是有点恶心，脚还是钻心的痛。
但当时我已经有了主意：就算断腿也要比。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尚的荣誉感，而是因为，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段局长说：“对一个中国运动员来说，比赛不光比技术，更要比精神，比作风。”
下午比赛前，我在陆地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全套动作热身，还练了练407抱膝。但为了避免脚伤加剧，我选择了直接比赛。
虽然脚趾还在，但这时自己第一次赛前有了输的念头。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第一个动作，我虽然得了84。66分，但感觉不是很完美，自己的霸气，自己的优势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一点不对劲！这几年，我从没有在大赛中失过手，这次，我是否要丢掉自己的又一个世界冠军？
我有点接受不了没有领先的事实，六个动作下来，只有第四个和第六个发挥了水平，其他的一个比一个糟糕。感觉只是头朝下入水了。在进行反身翻腾的动作时，两个大脚趾必须需要抓台的动作。但我一点也用不上力。
如果自己在赛前试一下，效果肯定会好一点。我开始后悔起来。
决赛就这么进行着，其流程有点像１９９６年奥运会的时候，每一跳都是波澜不惊，每一跳都很平淡，当然每一次分都不是很高。
我就这样与冠军，与梦想擦肩而过，只得到了第三。赛后，连加拿大人德斯帕蒂都开始关心起我的伤来：“请大家看看他的脚趾。第６个动作，他得到了９６分的高分，不少裁判还打出来了满分１０分。他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连对手都这么说，我当时恨不得找得地洞钻下去。我不是一个喜欢找客观的人，输就是输了。明年的奥运会，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就这样，带着伤病，蜜蜂咬的痕迹和两块铜牌，还有被当地炙热阳光嗮黑了的脸庞，我回到了北京。2003年底，由于在北京跳水馆还没有翻修好，我们只能前往天津，进行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冬训。
但就在我这个本命年快要收尾的时候，倒霉事还是没有放过我。
想想这一年，虽然拿了不少冠军，但最关键的世锦赛还是丢了，因此我练得挺辛苦的。我想用自己的努力训练，来冲一冲邪气，也为自己的本命年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一天早操后的跑步训练中，我没有像其他老队员一样选择放松跑，而是撒腿狂奔。
那天在田径场的200…300米拐弯处，突然冒出一个１米高的小球门。本来球门是在田径场里面的，但不知为什么被挪到了跑道上。
前几圈，我都顺利地避开球门，但到了最后一圈冲刺时，我正准备甩开队友，歪着头扫视一下其他人，疏忽了那个跑道上的障碍物。自己的两腿就这样撞在了横杆上，球门被撞飞老远。而我在巨大惯性的作用下，直接趴在了地上。
又是好半天动弹不得。起来后，大腿特别疼。我拍了拍自己，感觉还好，能走，就一瘸一拐地走回宿舍。
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该去吃早饭了，我想下去食堂打饭，可是双腿痛得难以忍受，根本没办法动弹，只好请张练帮我叫大夫。早上6点半，医务室的大夫本来还在休息，但被强行叫起，给我的腿上敷冰袋。
好在除了痛感，我还有饥饿的感觉，室友秦凯帮我从食堂带饭回来。早饭后，跳水队的领导以及其他教练都过来看望我，我成瘸子了。
第二天，大腿受伤的地方开始充血，按照我的经验，一个星期肯定好不了。12月24日和31日，国家跳水队进行两次很重要的全队测验，但我都没有赶上，连房门都没有迈出过。
在奥运会备战的关键时刻，就快要出征世界杯了，我受伤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从游泳中心到全队，还有陕西省体育局长都非常紧张。我对他们说：没事，虽然有点疼，但很快就没有事了。
果然，两个礼拜后，通过扎针、敷药、吃药，我很快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面前。2004年到了。
刺激２００４（1）
如果2003年注定是我生命中最大一个水花的话，那么2004年，我希望自己能有转机。不过，在最重要的机会面前，我失手了。
2003年，我没听从好友郭郭（郭晶晶）的忠告：系上红绳，结果遭遇了这一连串的倒霉事，以前训练得再苦再累，比赛竞争再激烈，也没出现过这么多的“离奇”伤病。进入新的奥运会年头，我决心改变形象。好运气从“头”开始，于是我将自己头发留起，蓄发明志。
2月份，队伍出征雅典世界杯，澳大利亚跳水队的中国籍总教练王同祥一看到我纳闷了半天，然后才如同往常般地开玩笑：“呵呵，小平头不见了，现在改走成熟男人的路线啦？！”
确实，成熟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在过去一年中饱受磨难的心智。这次世界杯，中国跳水队获得了所有的双人项目金牌，但丢掉大多数的单项金牌。之所以没有加上“所有”这个前缀，是因为我在10米台中捍卫了中国跳水最后的尊严，而且是以特别大的优势获胜。要不，国内媒体又会给中国跳水队安上“中国双人队”的帽子了。
看来，该我时来运转了！
四月的珠海大奖赛，我在家门口赢得非常漂亮。带着必胜的信念，我参加了5月份的加拿大和美国站大奖赛。在加拿大，我在5月1日的预赛中轻松拿到第一，决赛中拿下金牌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决赛将于3日进行，2日是休息日。但习惯了与训练为伴的我，闲下来就有点闹心。哎，谁叫咱这么刻苦呢，还是乖乖地训练吧！
但在训练中由于走台的一个小疏忽，我在空中翻腾时手臂不慎碰到跳台，没有骨折，但还是蹭破了点皮。
本来这是训练中很容易发生的小事，但着实把老外们给吓坏了。医生、教练、队员一起出动，又是抓药又是包扎。起初我以为对我的伤，外国人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当时直感叹国内外对于伤病的观念上有差距。但张练告诉我：他们关心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奥运冠军，只是因为东道主选手克里斯蒂正好处于预赛第13名。如果我继续参赛，就意味着克里斯蒂肯定与决赛无缘。
果然，那两天，和我本来不熟悉的克里斯蒂都跑过来看我。那股殷勤劲，让人感觉到有些受不了。
对我来说，做个顺水人情、发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出于维护公平竞赛的观念，以及珍惜自己多年打拼积淀出来的荣誉感，我选择了参加比赛。
半决赛前，我来到了训练场，克里斯蒂也来了。由于没有决赛权，他只是无助地站在游泳池边。我不敢看他眼巴巴的表情，只是胡乱活动了几下身体，希望找到往日的感觉，可手臂确实无法承受从跳台跃下的冲击。于是，在快要比赛时，我向组委会提出：弃权比赛。
在得到我退出的消息后，克里斯蒂和他的教练飞一般地冲到台上，赶紧脱掉运动服，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热身。从他兴奋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对这个项目近乎偏执的热爱。虽然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