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