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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文'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人'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书'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屋'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们备用网址:≯,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