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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