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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解决难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明朝的崇祯、南明的弘光都因为财政的破产而导致政权的破产。财政收支问题,关系到新政权存亡兴衰,多尔衮不可不慎。
而他面临的现实是——一手要靠减税来换取“本地人”对自已这个“外来户”的支持;一手还要满足军事行动、政权建设、社会救济各方面“用钱”的需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第一手上,多尔衮除免除“三饷”外,还根据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不按崇祯朝的高标准征收,而按崇祯节爷万历时期的较低标淮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正赋之外,对明朝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税,如焦炭银、麻铁银、河夫银、匠班银等一律取消。
这边免税,那边花钱,清政府是如何“熬”过来的,这就该说多尔衮的第二手了。
一是运银运粮,把当年皇太极五次南掠明朝,抢到沈阳的银子都运到北京来使用。这些银子当年取之于汉地,现在用之于汉地,也算清初版的“转移支付”吧!新政府前后运到北京的银子不下二百万两,另外还从满洲运来了大量的粮食,有效地解决了面临的银荒粮荒。
二是支持很省钱的八旗军制不变。
三是减少花钱的渠道,据估计,明末至少有40%的财政收入用来养活老朱家的皇子皇孙了。而清朝,虽然也象征性地养了一些朱姓藩王,但其花出去的钱,连原来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四是堵塞疏洞、整肃贪污,这个以后专门来谈。
这样两手下来,清朝新政府的财政完全达到良性循环的地步,这是南明和大顺朝都追之未及的。
第三个要解决的难题是太监干政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由自己亲自执行国家的行政权。但他的后代大部份比较懒。可懒人有懒办法,于是就拉上家奴——太监,帮自已一块干活,结果导致了太监集团的崛起。
明朝的太监不但可以外出监军,过一把沙场点兵、金戈铁马的瘾,而且还能掌握特务机构,派出秘密警察监视文官集团。更让文官集团抓狂的是,司礼监的太监还可以对他们给皇帝上的奏章,先予审阅,然后再票拟、批红、盖章后下发执行,这难道不是“披着太监外衣的皇帝”吗?文官们这究竟是在给皇帝打工还是给太监打工?
文官们为了能抱团取暖,就陆续成立了东林党、楚党、浙党等与太监集团对抗,以求自保。而太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就联络文官集团中的“失意之士”,组成了阉党与文官成立的各党派分庭抗礼,明末的党争由此拉开大幕。
太监们整体素质比较低,加上心理残疾,导致行为变态,从而成功地搞垮了一个伟大的王朝。新生的大清王朝大权如果再掌握在这帮残疾人手里,那么爱新觉罗家族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也会像明朝一样“变修改色”。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在文官们喋喋不休的上书劝说下,多尔衮决心把太监集团踢出新政府政冶经济的舞台。
他接管北京的政权机构后,诏告天下,宣布大清将永远取消了司礼监、御马监、东厂等太监干政的机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东厂提督太监等和太监有关的职位,将永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今后,新政府文武官员奏章的批红、盖章等权利一律由皇帝亲自行使(因皇帝顺治太小,现在当然由他——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阁下代为行使)。
经济上,他一进京便阻止太监去收取明代皇庄的地租,甚至不准太监离京到外地去采买物品,把太监同志们一个个“捞外快”的机会给剥夺得一干二净。
以前在明朝中后期,每逢大朝,太监们是可以穿着朝服与文武百官一齐朝贺的,但多尔衮规定,以后太监再也不允许“混入”大清公务员的队列中去参加朝贺了。
太监,从这一刻起,又回归原来的本色——皇宫内从事体力劳动的“特殊残疾服务员”。
太监干政,从这个时代起,就成为一个褪去“光亮彩色”的名词,彻底消失到历史的红尘深处。
第四个解决的难题是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先收拾黔民之首——知识分子的心。
多尔衮在这方面主要作了四件事。
一是尊孔,汉官李若琳上表,请多尔衮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尔衮让礼部审议后,干脆直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并按明朝的沿革,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
二是开科取士,1645年,多尔衮即在“清占区”举行乡试,并在以后摄政的七年里,打破三年一考的惯例,加试三次,取士1100人,全部纳入大清基层公务员的队伍。
三是扩大公务员队伍录用的范围,让各地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的“文士”及武略出众、胆力过人的“武士”,这些被举荐的特殊人才可以不必参加科举,由吏部复核后直接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另外,凡是在明朝因为“建言献策”或“诬告陷害”而被罢官的“另类知识分子”,只要没有犯过贪污罪的,新政府将全部为其平冤昭雪,有做官愿望的,一律起用,并参照原来的官位予以重新安排新职位。
四是在“知识分子”成为公务员后,皇帝将尊重各级公务员的人身权利,不搞派秘密警察监视人身自由那一套把戏,承诺以后大清公务员若触犯法律,将由有关执法部门按法律程序加以审理,不能再由皇帝直接打屁股,也不能再由皇帝直接下诏狱。
除了收拾“知识分子”的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道德建设模范”,多尔衮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新政府规定:取消末成年人、残疾人、老人的赋税;老人如果年满七十,可以留一丁在家中侍养,此丁应服的国家劳役全部取消,年满八十,则新政府每年另给绢一疋、锦一斤、米一石、肉十斤的物质补助,九十岁还加倍补助;对穷民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由新政府拔出专门的钱粮进行保障性救济。
对道德建设模范,新政府规定:有德行著闻、为乡里敬服者,给冠带荣身;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牌坊予以表彰。
第五个解决的难题是整肃贪污。
对于“公务员贪污”这个“前朝顽疾”,新政府采取的对策是:
一是先大赦后严管,规定以1644年五月一日为界线。告知各级公务员,以前你们贪污明朝的钱,新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五月一日以后,换招牌了,我们是要建设一个“廉洁型、严管型”的新政府的,打工的各位大爷们要敢于贪污大清的钱,死了死了的。
二是及时公布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并保证按时按量发放,虽然工资和明朝相比差不多,但细水长流,这让在战乱中衣食不继的公务员——那颗动荡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下来,规规矩矩上班,兢兢业业做事,争取在新老板面前表现表现,贪污这项特殊活动暂时先告停一下。
三是官员大换血。
新政府的高层方面:对于归降区内巡抚、总督这类高级公务员,则大部分选用关外老班底中的汉人担任。这些汉人早已全部加入“汉军八旗”,有房有地有奴隶,还有组织纪律管着,贪污的欲望在现阶段并不是很强,相反还都有一番做出成就来洗清“汉奸”骂名政治理想。
如此一来,高级公务员的口袋扎紧了,中低级公务员就只能银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上行下效了。
中层方面:虽然大量任用了明朝归顺的官员,但对这些特殊公务员,多尔衮也是区别对待的。德才双佳者,提拔使用;有才无德者,酌情使用;有德无才者,限制使用;德才两差者,只养不用。
新政府的建设需要补充大量基层公务员,于是就通过科举、举荐德才之士等,吸纳民间的新生力量加了进来,使新政府的基层岗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运作。而在实践中,这些尚不沾染官场恶习的后进之才也的确也给新政府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总的来说,多尔衮摄政时期,官员的贪污问题,和崇祯朝或是弘光朝相比,不算是一个大问题。
说完了正面说反面,多尔衮新政府的反面形象是——一切以满洲旗人利益为出发点,入关后陆续搞了五条“扰民害民”的恶政!
这“多(尔衮)五条”分别是: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