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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舆论一致要求政府澄清事实，还真象于天下。
这种舆论也传导到了军营里，感染得弘光帝当年的“恩公”——靖南侯黄得公竟也信以为真了。给弘光上疏说：“太子未必是假冒的，陛下您要慎重对待。此案审理中，千万不能对太子动刑，以免让那些审官们为了顺陛下的意思，作出冤屈的判决！”
上疏句句戳在弘光帝的心窝上，让他百口难辨。只能够嘱咐手下，对这个“太子”严加看管，不可动刑，更不可弄死，只能让时间来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对那个给自己无限尴尬的“假媳妇”，他就没那么客气了。让锦衣卫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精神失常后，扔到地狱中活活饿死！
可是，斗争是带有惯性的。在舆论斗争中尝到快感的两党人士更是“得胜更猖狂”，对弘光政府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信任风暴”。这风暴，一直到弘光朝灭亡，也未尝停息，最终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弘光三大案中，阮大铖同志率先搬起了石头，砸向东林复社两党的同时，反过来也砸了自己。
而两党的同志们搬起反击的石头，在砸向马阮集团的同时，反过来却砸了整个弘光朝的场子。自然，也砸了自己的场子！
“又是一年春来到，桃花杏花满天开”。但阴霾重重的弘光朝廷，能否在这生命蓬勃的春天开始全新的历程？
第十二章 两面受敌
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南明弘光小朝廷在1645年的春天，终于体会到这句话深刻内涵。
大清的当权派多尔衮同志本来是要两手开打的——既想派阿济格打西边的“农民兄弟”李自成，又想派多铎打南边的“地主哥们”朱由崧。这一方案，本来在1644年十月初就敲定的。
但就在多尔衮同志把“哥们”朱由崧的三条大罪都找好了，并准备自行南下“捉拿罪犯”归案时，“农民兄弟”李自成忽然先跳了出来，在河南先给了他当头一棒。挨了打后的多尔衮觉悟过来，顿时明白了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于是，新的“先西后东”的方案出台了。
他对已被自己判处有罪的朱由崧转而采取了守势，而对李自成采取了攻势，派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哥哥阿济格两路大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攻陕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被这兄弟俩联合打败，撤离国都西安，经商州返回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湖北襄京。
因阿济格会师迟到，被罚立即率部追击李自成，授权其在消灭李自成后，可相机进攻驻武昌的明将左良玉。
多铎和部下则被奖励在西安休整一个月，期间，多尔衮同志任命汉官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全权处理西北军政。
一个月后，“休假”结束的多铎率部从西安出发，经潼关秘密抵达河南洛阳附近。在这里，他招降了大顺朝的平南伯刘忠，并驻扎于此，屯集粮草，等候多尔衮哥哥给他从蒙古、满洲再抽调来的一批八旗骑兵。
二月初七，万事俱备，多铎正式打出“南下征明”的大旗，分兵三路，直向归德杀来。其中中路由自己率领，右路由兵部尚书韩岱统率，左路由固山额真拜音图统领。作战对象主要是黄得功与刘良佐，老狐狸许定国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与此同时，多了个心眼的多尔衮为确保攻明一举成功，毕其功于一役。又在山东派出一支偏师，即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率部沿大运河水陆并进，直奔徐州而来，配合中路的多铎牵制李成栋与刘泽清。
这样，阿济格、多铎、准塔共三路大军，以满蒙汉八旗为主，入关后招降的明兵为辅，约十五万人，直向南明杀来，迟到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多铎一军当先，进犯归德，遭到守将凌总兵的顽强抵抗。三月二十二日，城破，凌总兵自缢而死。
归德一失，安徽北部门户大开，清军随后轻而易举占领颖州、太和、毫州、泗州等，顺利渡过淮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直逼扬州城下，将“孤立无助”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包围于城中。
读者看到这里会很奇怪了，南明倾国力不是养了大批“国防军”吗？在此驻扎的黄得功、刘良佐现在到那里去了呢？
说出来也许会大吃一惊，因为黄刘二部现在都被调到打“内战”去了，黄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被调到与黄隔江相望的长江北岸，这两位作战的对象就是南明最大的军阀——左良玉。
为什么要在大敌当前与左良玉干架，原因很简单，因为左良玉同志造反了，打着“清君侧，救太子”的政治口号正浩浩荡荡从长江中游向下游杀来。
左良王同志走到这一步，客观上来说，是李自成逼出来的（实际上是阿济格逼的）；从主观上来说，那就是马阮集团与东林复社斗争又一个“恶果”！
作为一个军人，左良玉本没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但在他的“成长史”中，却离不开一个“东林党恩公”——侯恂的大力赞助。
早在左良玉同志还是个“排级干部”时，就因受部下牵连而被“勒令退伍”。退伍失业后的他流落到昌平时，被候恂相中，再招入伍，并在其“关爱”下官位一路飙升。
“吃水不忘挖井人”，当侯恂的儿子——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在得罪了马阮集团，跑到左营中寻求“政治庇护”，左良玉也给了这位公子哥莫大的关照。
有了这两层关系，左就被“形而上学”地被划进东林复社的阵营，老马本着“非我派者，其心必异”的行事原则，对左良玉同志也就多方压制，尤其在军饷方面，常常是一拖再拖，弄得左同志一肚子怨气。
还有在帝位选举中，掌握主要军权的左良玉同志却被老马排斥在“选举人”之外，使他失去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这让他一段时期内很是不爽，一度拒绝承认弘光这个“中央政府”。
后来，明白这点的弘光帝赶忙制作了一顶“宁南候”的高帽给他扣上，才让左良玉的心中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双方就在这种“相看两厌”的状态中暂时维系着脆弱的平静。
但这种日子却被赶来讨要“见义勇为奖金”的李自成给中止了，再加上东林斗士——黄澍提供了一个“真实”消息，太子已到南京，但被弘光帝及马阮等以“假太子”的罪名下了监狱。他建议左良玉东下除奸救太子，这样既避免与李自成死磕，又能借助时势自创一片天地，何乐而不为！
既受崇祯帝多次“宽恕”之恩，又有美好前景引诱的左良玉与黄斗士“一拍即合”。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同志借口接到牢中太子的密旨，动员自己的八十万大军（实际二十万）沿长江东下，就在清军已占领归德之时，拉开了南明弘光朝最后的“窝里斗”。
左良玉同志造反时，为了给自己造势，先后“绑架”了湖南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袁继咸一起东下。
一面是左兵东下，一面是清兵北来，这就给弘光小朝廷提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是先防“左”还是先防“清”？火烧眉毛的弘光帝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弘光帝的开场意见是：“左兵急则先防左，清兵急先防清”。
这话无比正确，但根本无法操作，防左、防清的战场相距两百多里，南明这点兵，防了左就不能防清，防了清就不能防左。
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的发言是：明清是敌我矛盾，明左是内部矛盾。应以防清为第一要务，不防答应左良玉一些条件，以稳住其心，不再东下。
马士英阁首眼看弘光帝被这伙人勾引下去，自己就又成了与左妥协的“牺牲品”了，情急之下，骤然发飙。
“你们这些东林党这样做，不是想借口防清来达到帮左良玉东下的目的吗？皇上，清兵来了，我们还可以和他们议和，左兵来了，这些东林党人仍可高官得坐，可是我和陛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老马同志咆哮着，狂吼着。
决策出现了一边倒，弘光帝出手诏从史可法手中抽调黄刘兵团防御左良玉。
四月初一，接到调兵令的史可法上疏反对，建议防清第一，并愿作为“和平大使”，只身往左营谈判。
但上疏遭到弘光帝的严厉斥责，不得已，史可法只得令黄刘紧急西进，这样，安徽及江苏北部的几百里内，再无大明军士一兵一卒驻防。
这时，攻克九江后继续东下的左部也有了新变化——主帅左良玉于四月初四一命呜呼！
左良玉虽死，但左部仍在其子左梦庚的统领下，仍脑子一根筋地向南京杀来。
虎父未必有虎子！左部在左梦庚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