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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自唐代以来就进入世界最发达地区以及最适于人类(有钱人)消费的城市行列,唐诗曾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后虽经岁月变迁,风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扬州已成为世界上十个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真正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扬州,就会金钱滚滚来,穷鬼变富翁。但现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挤身于上流社会之中,再搞一抢二夺就大失身份了,思来想去,决定采用一种“讲文明、懂礼貌”的方式取得扬州。
高司令致信扬州巡抚黄家端,要求将抗战有功的将士家属安置在城内。巡抚尚在迟疑,扬州百姓见高司令的部队在扬州附近的村庄不守军纪,烧杀抢掠,于是纷纷罢行罢市,组成“自卫队”,登城坚守,誓死不让高司令的“蝗虫”军队进城。
高司令干脆一不作二不休,于六月初七下令攻城。这时,一个一心想“为人民做点事情”的爱心志愿者出现了。他就是扬州进士郑元勋,该志愿者自告奋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举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只让军属进城,不让军队入城”的两点协议。
但当“郑和平大使”进城公布和平协议时,群情激奋的百姓立刻怀疑此中有大大的阴谋,郑大使是个“卖城贼”,一通拳脚下去,竟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给打死了。
这下谈判无望了,高司令再次下达攻城令,十万火急之下,扬州黄巡抚见大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了!
扬州人民只得一边守城,一边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这种作法,换在崇祯时代,一万个脑袋也不够砍,当年崇祯收拾袁崇焕、孙传庭两个方面大员,一道圣旨,几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但此一时、彼一时,老办法没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只能烦请史督师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暴力冲突。
人命关天,史督师片刻不敢停留,带兵向高司令的大营冲去。这让高司令很紧张,连忙列阵以待。
但见到督师大人一行后,高司令发现自己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师大人是带兵来的这没错,但带来的兵也太少了,只有区区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军队数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这样,高司令仍一百个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焕玩“四两拔千金,收拾毛文龙”的经典剧目给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他热情地把督师大人迎至中军大帐,并留下了众多的“服务人员”,为大人提供“贴身管家服务”。
史督师抱定了“以道德引导人,以感情团结人”的服务宗旨,见高司令如此神经过敏,即将带来的三百川兵划出两百交与高司令统领,自己仅带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担心终于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务人员”,但仍对督师大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并义务当起了督师的机要秘书,凡呈报史督师的机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书”首先要一一过目,然后才能送到督师大人的办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师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监禁的督师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寝不安席地工作,并苦口婆心地与高司令着“教育与反教育”的心理较量。
这种唾面自干的修养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坚持进驻扬州。而史督师,也考虑到高司令的“实际生活困难”,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司令军队的又一个安顿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
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
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