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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苟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他，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