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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出现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社会现象。这种恶面，对强者来说，是肯定因素，对弱者来说，却是否定因素。重要的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强者否定了弱者，同时也就否定了自身。因为在文明社会之初，国小民寡，部落之间或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掠夺性战争，兴国灭邦之事司空见惯。战胜的一方往往把败者整族整国地沦为奴隶。
而奴隶的处境是悲惨的，几乎不当人看。
自由民与奴隶在当时犹如人与禽兽之别。所以，任何共同体为了使自己不沦为他族之奴隶，必须做到共同体内基本平等，做到强不凌弱，大不欺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共同体的军事实力，并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为达到这一目的，先民发明了两样东西，一是国家，二是道德。
国家的本质，应该说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阶级调和的手段；既是强者手中的鞭子，又是弱者用来防范鞭打的护身器。
国家以整个社会仲裁人的身分凌驾于各阶级之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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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５４
过各种立法制度限制强者的暴行，保障小民起码的生活条件，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
国家作为一种政权力量，是维护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外部作用，与之并行发展起来的是道德的力量。
在个人与社会、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上，道德的力量往往比政权的力量大得多。
所以，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构建道德规范，用道德的规范制约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举止，用道德与不道德两个对立的概念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尺度。
人们也就是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下，相互之间组成一个相对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因而任何文明民族都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价值。
然而在古代世界，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合理化和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的政权力量和人们的道德规范又都是无力的。其原因是：第一，传统社会里国家权力实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协调社会较稳定的发展，但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事实本身又是对社会稳定的否定因素。
权力的集中，不可能不使秉权者为谋取私利而损害下层人民的利益，因为任何贪慕高位和权力的人无不是怀着谋取私利的目的。
如是，则国家作为保护下层人民的武器这一功能，就必然要打几分折扣。第二，道德作为文明社会的规范，其软弱性在于它全靠人们的自觉。而“自觉”是没有外在约束力的，全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他们可以“自觉”
，也可以“不自觉”。因之，道德观念与道德心很容易被非道德的动机所击破。
宗教的产生，弥补了国家权力和世俗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缺陷。
在基督教看来，人类所有的生灵都是亚当的后代，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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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带有“原罪”
，世俗的君主亦不例外。
在上帝的道德天平上，君主们没有丝毫的特权，都要经过统一的道德标尺裁判，善者上天堂，恶者下地狱。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神权与俗权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证，使之理论化。他认为，上帝之城由上帝的选民所构成，充满着美好和光明；世俗之城依靠俗人来统治，只有肉欲、铜臭和罪恶。与上帝之城相比，世俗之城是黑暗的，短暂的。由于上帝创造一切，一切都将服从于上帝，所以上帝之城高于世俗之城。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把两个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在末日审判之前，两种社会是混杂在一起的，所有的生灵都是上帝的待选对象，只有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上帝才根据各人的善行恶作判其归宿，或进天堂，或下地狱。照此理解，人世间任何的权力和地位，在上帝的神威下，都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君主和富人们同样逃脱不了末日的审判，逃脱不了在同一标准下的道德评判。相反，统治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只能加重他们自身的罪恶。所以《圣经》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上帝的存在，最具价值的还在于它把权力与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且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力量。这一道德力量，是从三个方面扩张的。
第一，上帝是至善的，同时也是最严厉的。它是万物的主宰，是评判人类善恶的最高法官。它的万能可将世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尽收眼底，然后褒奖善者，严惩恶人。
第二，宗教通过教规教义将世俗道德纳入尊神运动之中，使道德规范与教规教义同一。违背教规教义，也就是违背道德准则。相应的，一切非道德行为也就是违背教规教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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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外在形式上加强了道德的强制力。
第三，天堂的魅力和地狱的恐怖，构成了人们弃恶从善的道德动力。因为宗教对天堂与地狱的描写，一个是极其的美好，另一个是极其的恐怖。两相对照，迫使人们对二者作心理选择，并由此心理选择而引发到道德选择。
人们视宗教既可惩罚己身以外的恶人，从中求得保护，又可抑制己身的恶面，使自己适应于社会。这种双重效应不仅把社会等级固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使每一个体同他人保持一定的友善关系。这里，道德附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慑力。它迫使人们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在神圣的必然性中决定着行为方式的必然，使道德行为不再仅仅建立在人们“自觉”的基础上，而是在一根无形的鞭子的威慑下，不自觉地但事实上又是被迫地从事道德实践。
而且，由于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以及对上帝全智全能的信任，人们强迫性的道德实践主观上又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自觉的道德行为以求得灵魂的飞升和精神的净化。相对于俗世的道德自觉，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自觉，但却同样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其意义同样是由“小人”转为“大人”
，由“普通人”转为“圣人”。用基督教的话说，是由原罪之人转为上帝的选民，由世俗之城的人转为上帝之城的人。
基督教这种积极道德的“自觉”精神，集中反映在“原罪”说里面。上帝无限圆满，无可挑剔，人类的罪孽与现实生活的苦痛只能归因于人类自身。
原因在于，上帝创世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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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其他生物的只有符从他的意志的必然，唯独给了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正因为有这种能力，人类才既有可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禁果，又有可能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洗去原罪，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这一被逐到回归的过程，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和道德自觉，而非消极的宿命论。
因为脱离原罪，不仅仅在于上帝的垂恩，重要的是人类自身要趋善避恶，在道德实践中洗涤原罪。在这里，上帝的绝对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达到了深层的统一。从创世到惩罚亚当和夏娃再到人类的拯救，这一过程完全由上帝控制着。人类对于这整个过程的必然性是无所作为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依靠信仰而从事道德实践，并沿着这一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前进。但是，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而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而听了蛇的唆使，说明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和有主体选择性的。既然人类有自由意志，那么人类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在自己的道德行为中提升自己。可以说，就道德的积极意义而言，基督教学说甚至比儒学还高出一筹。
（三）本世纪西方文化的自救自新除极个别人物以外，新儒家几乎都给传统儒学在当今乃至未来加了一层世界意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今日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既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且不能自救自新，唯有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口孔孟儒学，才有文化超拔的希望。钱穆认为，西方文化“已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走入歧途。于是，遂不复带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这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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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告诉人类，这一段文化，已到了瓜熟蒂落功成身退的时代。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已是这一段文化将次没落的信号了“。
①所以人类的希望之路只有到中国来寻找。唐君毅认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