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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传播方式，犹如孟子所言：“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弄清楚上述几种文化传播方式，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中国文化和近百年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我们今日应取的文化态度，都是有帮助的。
由于清政府曾一度锁国，致以许多现代学者视中国文化为一种封闭型的文化。
实际上，中国文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富有一种开放的性格。这是因为中国文明早起，各方面的文化成就相比于它的左邻右舍，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中国人既不必担心别的民族有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构成威胁和伤害，又乐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周边民族，甚至更远，以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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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国的文化魅力。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人是没有文化危机感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一直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孟子的一句话，“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也”
，很能代表这样一种文化态度。
此种态度与近百年来传统派的乐观主义不同。前者的乐观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唯有中国文化历史最长，成就最大。而后者的乐观则多少带有阿Ｑ心理，因为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屡屡表明，传统文化的辉煌已是昔日景象，于现代中国问题之解决，非但无益，而且有碍。
但是，中国文化尽管有着开放的性格，但由于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一种先进文化或一种与其发展程度相当的文化的挑战，致以其生命力不是越来越旺盛，而是越来越衰竭，越来越僵化，最终挡不住西方文明的冲击，落得个文化失向社会失序的结局。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且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中国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政治与文化亦复如此。历代的政治中心大多在西安、北京两地，然而从古代中国的版图看，西安和北京并不居中国的中心。
更有意味的是，凡是大的军事行动，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群雄争霸，大多南下胜而北上败。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当时的强国有秦、齐、楚三国，齐居东，楚居南，秦居西，其结果完成统一大业的是秦国。东汉以后的魏蜀吴三国，吴居东，蜀居西南，魏居北，其结果又是位于北方的魏国完成统一。此种现象，就连２０世纪还是这样。
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情况也是这样。大体上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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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所接受的外来文化主要是西域文化，而其文化向外传播则主要是面向东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传播关系是双向性的，而同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的关系则是单向性的。
此种文化传播状态，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优秀与伟大，但同时又给现代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设下了种种障碍。
第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宗主国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他们虽然不曾有过文化沙文主义思想，更无文化侵略的举动，但在观念上，他们是瞧不起周边各族的。当西方文化的浪潮袭来时，他们最早就是以这种古老的文化态度来看待对方的。而一旦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不可能有效地抵御西方文化时，却又采取一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二分法，用阿Ｑ精神作心理补偿，同时用抬高中国精神文明的做法，压低西方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二，西北各民族的文化传入中国后，非但是零散性的，且大多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所消解和同化。佛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佛学东来，最初依附于道家，后又亲和于儒家，经隋唐两代的发展，最后完全中国化，产生出极富中国特色的天台、法相和禅宗。元朝和清朝，是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两个王朝，最初都想通过政权的力量，推行他们的文化，但不奏效，最后还是被汉民族文化所同化。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同化能力，使近代中国相当一部分文人坚信，既然佛教被同化了，五胡被同化了，蒙古人被同化了，满清人被同化了，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西方文化同样是可以被同化的。
以上两点，也是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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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曾对中国人的文化选择问题，定下两点原则，即“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
，“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过来”。所谓对西方文化的根本改过，即是说，对西方文化可以接受，但必须按照中国的儒家文化给予改造，使之合符中国的文化精神。张君劢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忘却形上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
，必将走上绝境。
因之他主张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一是依靠传统文化中自本自原的东西，二是借用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以补民族文化的不足。钱穆认为，本世纪的中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富强，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薪火不灭。
解决第一个问题，须学西方文化；解决第二个问题，须护定传统文化的大厦而不坠。但是他又认为，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必须用中国文化将其同化，而不是将两种文化无原则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文化。唐君毅也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固然应该，但所接受的必须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比如民主自由，古代中国缺乏这东西，将其从西方接受过来，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自然为一幸事，但必须与中国的道德精神相结合，同时为之服务，“则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国人精神上达之价值，终将大显也”。
也就是说，在新儒家看来，对于西方文化的迎受，一方面要按照中国文化的需要作出选择，对于那些于中国文化精神不利的东西必须拒之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对于被选择的东西（主要是民主与科学）
，也得按照中国文化精神重新改过，即将其同化，或曰消化。
需要指出的是，此种文化主张并非新儒家所仅有，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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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早提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实际上就是此种文化主张的先声。近几十年来，国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又广泛流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两句口号。最近几年，还有人提出一种“安纱窗”的说法，认为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首先必须在立场上站稳脚跟，安个“纱窗”
，使可以借用的文明成果能像新鲜空气一样流通进来，而把那些糟粕的东西像蚊虫小咬一样挡在窗外。
而且，在今日大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已成为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套话，每当论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们便把这八个字的套话拿出来，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一切文化难题，却不去深思这种套话究竟能否算得上一种文化主张，能否真正解决当前中国的文化定向问题。
实际上，这种套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说了等于没说。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可取，很“科学”
，实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于中国文化问题之解决，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理由是：第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这个问题不解决，既没法谈“取”
，也没法谈“去”。
第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是怎样“取”和怎样“去”。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的套话等于白说。
第三，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还必须考虑它们的“精华”与“糟粕”能否依人们的主观愿望，想“取”就可以取，想“去”就可以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取”与“去”的说法同样没有意义。
第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套话，实则同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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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如同逻辑学中的“甲是甲”
，“乙是乙”。精华自然当取，糟粕自然当去，其义犹如“取其当取，去其当去”。
此种说法，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第五，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像民主自由这类东西，有人（当然包括新儒家）
看作精华，有人看作糟粕，看作洪水猛兽，意欲去之而心安。由于对“精华”与“糟粕”没有一个公认的认识标准，所以这种套话又很容易为某些人所利用，作为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