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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批判西方人的科学文化，方东美特别举了笛卡尔一例。
他认为笛卡尔一方面在他的解析几何、坐标几何发现之后，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放在几何结构上表现严格的秩序，从而产生出一种机械化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笛卡尔从数学入手，把整个世界也作为机械化的处理，致以“人类的生命也随着机械化”
，“这样子一来，尽管引导出来近代以数学为基础建立各方面物质科学长足的进步，引起廿世纪的人站在科学面前就完全被它迷惑了，好像整个人类的文化，唯一决定因素就是科学”。
①笛卡尔个人虽然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但当他的机械论科学思想形成后，“他就开始等于把上帝锁在保险箱”
，从此，宗教精神开始灭亡，而且哲学也被人们完全概念化了。
方东美认为，笛卡尔是推翻甚而摧毁哲学智慧的第一人。因为从他这里开始，“近代的科学家就开始对于道德价值守中立，对于艺术价值守中立，连带对于宗教价值也守中立，这样一切的价值差别都被他摧毁掉了”。
②
（二）生命精神本体论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７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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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新儒学批判
对生命精神的强调，一直是方东美哲学探索的主旋律。
在他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如何使人的生命精神得以提升。
方东美认为，生命有形上形下之区别。形下生命为自然生命，形上生命为精神生命。如前文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两种生命，方东美所看重的是精神生命。在他看来，生命既深植根基于现实世界，同时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
，①因之，从本质上说具有“既超越又内在”
的形上性格。这在于，宇宙是一价值的领域，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两者浑然合一，浩然同流，共同迈向完美的世界。
萧伯纳曾说：“生命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能从心所欲，另一种是从心所欲。”方东美亦云：“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
②在他看来，宇宙为“生命环境”
，人生为“情理集团”。
所谓“情理集团”
，即人生乃“情”与“理”的结合，“情缘理有，理依情生，妙如连环，彼是相因”。
③不过，在方东美的生命哲学里，“情”的意义远在于“理”之上。
“情”是生命之本质，生命亦即“有情之天下”
，其实质为“不断的、创进的欲望和冲动”。而且，生命之“情”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情调，而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化根柢，“生命是思想的根身，思想是生命的符号”。对此，方东美在《哲学三慧》中作过经典的表述。
“人类含情而得生，契理乃得存，生存原为人类根本权利，
①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第３０页，成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第３４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③方东美：《哲学三慧》，第２页，三民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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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７２
故哲学之在宇内，势用可以周遍圆满，……人之能有知，知审乎情，合乎理，谓之智。智者所缘之谓境，境具相状，相状如实所见，是谓智符。人生而有欲，欲称乎情切乎理，谓之慧。慧之所系之谓界。界阗精蕴，精蕴如心所了，是为慧业。“
①
也就是说，“情”与“理”的结合，乃人生智慧的源泉，共同创造出人类的文化价值。在这里，“情”与“理”又并非相隔相碍，而是乳融为一的，一并构成生命的精蕴，即“生生之德”。而且，方东美并非将这生命精神看作人类所独具，而是给予宇宙论的理解，将其看作宇宙万象万化的内在力量。
所以他又将其称为“普遍生命”
，认为“一切现象里面都藏有生命”
，因为“宇宙不仅仅是机械的物质场所，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他强调：大千世界，宇宙万象，“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
②
方东美认为，对生命精蕴的理解，中国人最有智慧。希腊人智照实境，慧孚名理，其精神固然优美卓越，但无形中“隐伏着一种颓废的弱点”。
近世欧洲人尚权崇能，薰生业力，但因心弦脆弱，自陷心迷，难契宇宙真情实理。只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知生化之无已，体道相而不渝，统元德而一贯，兼爱利而同情，生广大而悉备，道玄妙而周行，元旁通而贞一，爱和顺而神明。其理体湛然合天地之心，秩然配天地之
①方东美：《哲学三慧》，第２页，三民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②《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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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新儒学批判
德，故慧成如实。其智相辟宏天下之博，翕含天下之约“。
①
中国此种大智大慧大觉大悟的生命情神本体论，方东美称之为“超形而上学”。他说：“我以‘超形而上学’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摈弃了单纯的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的眼光看来，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其中以种种互相密切关联之基本事素为基础，再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踞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藉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
②
方东美又将中国这种生命精神本体论，名之为“机体主义”。这是一种生命观念，也是一种思想模式：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在此种思想模式下，一切事象事理均交融互摄，旁通统贯。对于此种机体主义的思想模式，方东美又将其概括为“消极”与“积极”两大特色。就消极方面言，（１）它否认可将物我对待，视为绝对孤立系统；（２）否认可将宇宙万象万化转为意蕴贫乏的机械系
①《哲学三慧》，第１８页。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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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７２
统；（３）否认可将变动不居的宇宙万物锁在一套封闭系统之中。就积极方面言，它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
当其观照万物时，无不以一种丰富性和充实性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
方东美此处所指的“消极”
，并非我们寻常所用的“消极”二字的含义。在他这里，机体主义的“消极”与“积极”并非矛盾，也不是说它的“消极”有什么缺陷。相反，他认为，中国先哲的生命精神本体论其价值就在这“消极”二字上，即避免了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弊病。
（三）
“高度心理学”
与上述两方面相联系的，是方东美的“高度心理学”的文化主张。
他认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整个人类文化陷入了难以救拔的困境，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人所植下的祸根。他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称１７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三大打击”
，即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心理学的打击。而这三大打击都是西方人送给世界人民的“厚礼”。具体说即是：从天文学上说，在哥白尼以前，人们视地球为宇宙中心，人又是地球上万物的主宰，所以人是宇宙的中心。但到了１７世纪，天文学家发现地球只是环绕太阳的一个渺小卫星，而太阳系在整个天文系统里，更不过是个微尘，是以人在广大的宇宙中，连个灰尘的地位都谈不上。
“因此自哥白尼以后，无人敢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亦即人不但不伟大，反而是很渺小的。”
从生理学上说，人们以前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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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新儒学批判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