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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了便乐，乐了便安”。假若心有稍稍的不安，自然乐不起来。
返而言之，如果有稍稍不乐，也自然不可能做到心安。
钱穆认为，人之安乐，不在物质享受是否丰富，而在灵魂是否寻得一块安静之地，其方式就在“反求诸心”。所以他特别推崇“孔颜人格”
，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人生。
此种人生最基本的要求是将宇宙人生合在一起来体验，其体验的基础是一个“诚”字。而此“诚”字在哲学的意义上说，却又是宇宙论和本体论的。
《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诚者，天地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又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钱穆认为，《中庸》这些话语对道德本体的形上揭示，充分说明中国的人生哲学绝非仅仅是门伦理学问。
钱穆的此番说教，实则走的是熊十力的形上之路，其意旨亦在对“内圣”价值的形上肯定。在他看来，儒家的宇宙观，实则“德性的宇宙观，性能的宇宙观”
，即以德性一元来
①《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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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新儒学批判
观察宇宙人生。其强调天人合德，宇宙人生合为一体，关键在“德性”二字。人无德性，便不可能通天地达鬼神泯物我。
他说：“凡所以能通物我死生天人而为一者，由其本在同一文化中，本具同一之德性。
此种德性，直上直下，即体即用，弥纶天地，融通物我，贯彻死生。“
①
（五）为传统文化负面的辩护钱穆对传统文化的赞颂，涉及到方方面面，且态度之鲜明，措词之激烈，对新思想新文化之敌视，实为前述的几位新儒家人物所不及。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虽然也极力主张复兴儒学，承传孔门香火，且对新文化新思想亦抱一种敌视的态度，但却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里确有糟粕的东西。然而在钱穆这里，中国古代似乎一切都是美妙的，诗情画意的，就连那些明显的糟粕成分，他也要强词夺理地辩护一番。这其中，着力最多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辩护。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的社会，这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人看来，已是历史常识。然而钱穆却要极力否定这一点。在他看来，说中国古代为专制社会，是新文化运动所制造的一个神话。古代中国非但没有专制，而且奉行着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他称之为“君主立宪”。
为说明这一点，钱穆杜撰出“英雄性”和“集团性”两个概念。
他认为，西方历史似乎是一种“英雄性”的历史，而中国历史则表现为“集团性”。中国古代虽有英雄，但“英雄
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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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５２
性“是服从于”集团性“的，而且，”英雄性“在中国文化里，始终是败于”集团性“的。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项羽一介武夫，英雄了得，但却不会用人。刘邦本人并无多少”英雄性“
，但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相助。
战争结果是刘邦胜项羽败。又如东汉初年的光武帝，以一平民为天子，但其“英雄性”并不明显，只有昆阳一战有所体现，他的全部事业也是靠集团完成的。
再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三人。刘、孙两人并无多大本事，全靠部属完成鼎足事业。曹操虽“英雄性”多一些，但其事业仍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他的帐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僧寺里的一个小和尚，后来却得了天下。
他个人虽有表现，但主要的还是靠一个集团，他自己只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分子。
钱穆为了充分说明中国的“集团性”
，还举了中国象棋的例子。
“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
而车、马、炮又见有英雄性。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吗？“
①
通过上述事例，钱穆断定，中国古代是没有专制君主的，因为君主们大多无能，需要贤臣良将来辅佐他们。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君臣关系一向是和谐的，君主不可能专制。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宰相手里，况且朝廷的职权是有分工的，而不是皇帝一手独揽。比如汉武帝，他“并未把当时的一番政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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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度来重新改定，我们却不能说汉武帝时代便是一个专制政府。汉武帝当时有内廷，有外朝。财政制度亦明白分开的，某些税收由大司农管，供外朝政府用。
某些税收由少府管，供内廷皇室用。财政大臣明明分着两个，在政治制度上又如何可说是由皇帝一人来专制呢“？
①基于此，钱穆对“人权”两字作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理解。他说：“‘人权’二字中国向来没有，中国人只讲人性、人情、人道、人品，不讲人权。”由于不讲人权，所以中国古代君臣的关系只是职位的不同，而没有权力的大小之分，“君亦是一职，臣亦是一职。只说君位高出于臣位，不讲君权高出于臣权”。
②
钱穆还认为，不能把古代中国看作专制社会，还在于古代中国政治始终是有一套制度的，而不是让君主们为所欲为。
他说：“今说中国传统政治王位世袭，不经选举，这是不错的。
但另有一套制度，直从秦汉下至清末，虽历代有小变，而大体则一贯相承。
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么样，当兵怎么样，选举怎么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叫做通。这是中国人的通史。我曾有一部小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把汉、唐、宋、明、清五代各项制度，从九通书里提要钩玄，简单地写下来。诸位且试读此一小书，便知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帝王专制。我想定要照西方观念来讲中国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５８页。
②《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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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６２
的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
①
在钱穆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之所以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说成专制社会，是因为这专制二字，用在提倡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时，作一个宣传口号，有它的一时之利。
“但从远处看，歪曲历史，抹煞事实，来专便一时之宣传，却是弊过于利的”。
②由于反对把古代社会看作为专制主义社会，所以钱穆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
③请看他对这一断语的解释：“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
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治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俄如奥，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
于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６０页。
②《中国历史精神》，第１１页。
③《国史大纲》，第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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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
①
基于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