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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
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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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２
“第三，须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
诗歌与音乐为艺术之最高者。儒家特重诗教宗教，确具深识卓见。惟凡百艺术皆所以表示本体界之义蕴，皆精神生活洋溢之具体的表现，不过微有等差而已。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皆所以发扬无尽藏的美的价值，与诗歌音乐皆系同一民族精神与夫时代精神之表现，似无须轩轾于其间。
过去儒家，因《乐经》佚亡，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对其他艺术，亦殊少注重与发扬，几为道家所独占。
故今后新儒家之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之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
①
可以说，这段文字是贺麟试图作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纲领性表述。亦即他自己所概括的“哲学化”
、“宗教化”
、“艺术化”的三条途径。
这三条途径，亦即中西文化融合的三个方面。在贺麟看来，融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西双方的文化在这三方面有着共通的地方。譬如“仁”
，在儒家精神里，不仅仅体现为“相人偶为仁”这一道德意味。如从诗教方面看，它是“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如从宗教方面看，“则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兴的宗教热诚”。
“求仁”
，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养，也是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为“天德”
，与基督教以至上的爱为上帝的本性，其义其旨同一。如从哲学方面看，“仁乃仁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之本性”。可
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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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新儒学批判
以说，哲学上有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
又譬如“诚”。贺麟认为，“诚”实指实理、实体，实在或本体。
《中庸》“不诚无物”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皆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而理解“诚”的。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道德意义上的“诚”。其次，“诚”又是儒家思想中最富有宗教意味的字眼，相当于宗教上的信仰。所以至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再次，从艺术方面而言，“诚”即思无邪或无邪思的诗教，“诚”是诚挚纯真的感情。艺术家的天才不外乎保持其诚、发挥其诚而已。
然而，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从“内圣外王”的含义看，只属于“内圣”
，而不是“外王”的事功。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外王事功不外乎科学与民主二义。贺麟将科学作为“独立领域”给处理了。而民主问题，贺麟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本来就有民主的精神，他称之为“民治主义”。比如“天视民视”
、“天听民听”
和“民贵君轻”
等说法就是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是一致的。据此，他反对那种将儒家思想看作专制主义政治的工具的说法。
而且，贺麟还认为，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哲治家，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林肯等人，“皆有儒者气象”
，他们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王道”。
钱穆的新儒家史学
钱穆是本世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史学大师。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儒家复兴问题和批判西化论者的文化主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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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３２
区别于前述的几位新儒学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史学靠事实说话，勿需过多的思辨色彩，其思想亦勿需深奥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因之，钱穆的新儒学思想更能影响那些缺乏哲学修养的读书人。他的著作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１８９５年生，与冯友兰同庚。
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念完中学便无法再深造，此后全靠自学而成才。大约从少年时代开始，钱穆就十分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１９０６年，也就是他１１岁的时候，偶尔读到梁启超的《中国不忘论》一文，很受启发，“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
因为要希望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忘’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
①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史学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开始在乡间小学教书，后又分别执教于厦门私立集美师范学校和无锡省立师范学校。
１９２４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墨辨探原》一文，认为墨家兼爱与儒家仁孝并无多大的区别，引起学界注目。四年后，又将在无锡省立师范学校的讲稿，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书中主张保存传统，以正社会风气，并尖锐指出，近几十年来的新学运动，实乃两千多年前孟子所批评的“失其本心”。
１９３０年，《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在《燕京学报》发表，系统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定古文经学为刘歆伪作之观点，在学界
①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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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新儒学批判
引起强烈反响，钱穆本人亦由此而真正走上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之路。不久，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后又转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通史。
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７年，《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继出版。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任教于西南联大，仍教中国通史课程，“倍增感慨”
，成《国史大纲》一书。钱穆自己晚年曾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①《国史大纲》是钱穆的重要著作，出版后，遂为各大学定为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有众多的读者。
１９４１年，钱穆离开昆明，赴成都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
１９４４年，于《思想与时代》杂志发表《中国近代儒学之趋势》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儒学”一概念，并对民国以来新儒家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性的述介。此文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的意义，一如三年前贺麟在同一刊物上所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
抗战胜利后，钱穆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
１９４９年去香港。次年同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亲自主持院务工作。
书院是中国古老的办学形式，时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力图维护“国粹”的大学者仍然以此种形式承传儒家薪
①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中外杂志》第３８卷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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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３２
火。
如１９３９年马一浮于四川乐山创复性书院，１９４０年梁漱溟于重庆北碚创勉仁书院，张君劢于云南大理创民族文化书院，１９４８年熊十力的门人程兆熊等人于江西铅山创鹅湖书院。
这几大书院的宗旨皆为弘扬传统文化，开展儒学复兴运动。钱穆的新亚书院的宗旨亦复如此。稍有不同的是：它不再完全是传统式的，而是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度，“勾通世界东西文化”。但其实质依然是，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现代化”
，强调人格与学术并进，引导青年回归孔孟之道，免受西化思想之感染。从而试图在香港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将儒家文化“灵根再造”。
新亚书院初创时期，处境维艰。
１９５６年，钱穆在《新亚书院概况》序中写道：“新亚书院之创始，最初并无丝毫经济的凭藉，只由几位创始人，各自捐出少数所得，临时租得几间课室，在夜间上课而开始，其先是教师没有薪给，学生无力缴纳学费，学校内部，没有一个事务员和校役，一切由师生共同合作来维持。”
在此种困难局势下，钱穆说他是用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将新亚办下来的。该书院是五十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