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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认为“儒者虽讳言利，而为利者易托焉”
，又说：“孟轲言有为贫之仕，又云仲尼三月无君，皇皇如也。虽言匪一端，义各有当然，此等处最易为人假借，故人亦乐奉儒教。”
②在他看来，儒学最易“便人之私”
，即最容易被人利用来干坏事。
１９２０年，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学唯识学。熊十力原本对印度佛学已有深厚的底子，对中
①熊十力：《十力语要》，第４３２页，明文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②熊十力：《心书》，见《新唯识论》，第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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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６１
国学术也十分熟悉，入内学院后又日以继夜，读尽院藏佛典，进步十分明显。不多久，撰《唯识学概论》，深得欧阳大师赞赏，遂从大众部升为上座部。
在支那内学院的两年时间里，熊十力非但学识大进，而且通过唯识学的深研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趣向，认识到单凭佛教义理并不能救度世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还得以儒学为根本，以《大易》为源泉。在此种认识下，他开始由佛入儒，亦开始走上对唯识学的批判之路，并草成《新唯识论》（原名《境论》）。
１９２２年冬，也就是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的前后，熊十力受蔡元培之聘，入北京大学任特约讲师，讲唯识论。至１９３２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正式出版，十年里，熊十力在北大几进几出，并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这一期间，是熊十力思想日趋成熟并着力构筑其哲学体系的时候。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标志着熊十力由佛转儒的思想大转变。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人称“近年来一部奇书”。马一浮为之作序，赞道：“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
①正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非佛家本旨”
，“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
，故马上引来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竞无师徒的攻击。
欧阳大师说：“至于灭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其弟子刘衡如秉承师意，写《破新唯识论》
①《新唯识论》，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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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新儒学批判
一文，直骂熊十力“淆乱是非，任意雌黄，令世之有志斯学者，莫学真似，靡有依归”。
①
不过，《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写作，熊十力所做的还是佛家功夫。尽管他“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
，但自根自本的还是佛家“宗极”。他在《破〈破新唯识论〉》中一再强调，他的理论与佛法并不相违，只不过是刷新佛门思想而已，就像两千多年前大乘佛教刷新小乘佛教一样。
“往者大乘诸师，盖尝融摄外教，道益恢宏。
小师龂龂，犹不承大乘为佛说，然印以‘无我’，彼亦息诤。今本论亦不违‘无我’，如何臆断，罪以乖宗。“
②
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本旨看，这时候的熊十力与其说是新儒家，尚不如说是新佛家。
他注重的是佛学的更新，而不是儒学的重建。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之后，熊十力曾一度避难山东邹平，寓居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农场。两人相交甚密，颇多心得交流。其后又南北奔走，先后于北京大学、复性书院、勉仁书院讲学，并出版《儒学名相通释》、《中国历史讲话》、《读经示要》等著作。
１９３８年开始，着手改写《新唯识论》为语体文本，１９４４年出版。
语体文本《新唯识论》的出版，又标志着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该书虽由文言文本改写而成，但思想倾向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诚如他本人所言：“《新论》文言文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
①《新唯识论》，第３９页。
②《新唯识论》，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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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６１
体文本则宗主在《易》“。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熊十力主要是借儒道思想以改造佛学，而现在则是借佛学义理以重新解释儒学，并正式形成了他的新儒学思想的体系。
１９４９年后，熊十力仍为北大教授，１９５４年退休居上海，潜心著述，推崇陆王，归本心学，先后写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试图从儒家的内圣之学推出外王之道，系统地完成新儒学的理论系统。
１９６８年，因政治迫害逝于上海市虹口医院，终年８３岁。
熊十力一生著书立说，无所依傍，自成气候，虽然不曾为大众所熟悉，但却一直为一部分思想界的文人所景仰。海外弟子闻其噩讯，认为他的逝世，无异于“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痛惜这位现代中国文化巨星的殒落。时至今日，他在海内外的影响有增无减，人称“本世纪最具创发性的思想家之一”
，“世界哲学界公认的哲人”
，“千百年来我国学术界罕见的一位学人”。
熊十力的一生，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人一样，面临着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如何选择如何定向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最大的时代难题，也是任何有血气的文化人所轻易绕不过去的困惑。
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告结，各种现代思潮的冲击，传统失落，人心浮躁，社会失序，文化陷于危机，使多少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精神依托。文化人所要做的，是给社会带来文化的福音，将世人从文化的困惑中提撕出来。没有文化的拯救，任何其他途径的拯救都是徒劳。正因为这样，“五四”一代文化英雄才打出新文化的旗号，才冒着反传统的罪名为国人的灵魂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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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就是在此种大环境里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的。在他看来，东西文化，各有“毒质”。一种文化，既有其优，必有其缺。
“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之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
西方文化之优质，既已显著，然率人类而唯贪嗔痴是肆“
，却也是不可取的。
①他认为，文化人的责任就是要忧天下之忧而忧，同时又得保持清醒的神志，不为眼前得失所惑乱。
“夫无超世之量音，必无超世之识。无超世之识，则不足与究真理。昧真理故，斯眩于目前得失。
苟且随俗，不敢违众而独有所主。
无所主故，即偷活人间，而无所谓愿力。“
②
熊十力认识到，中国问题之解决，不仅仅是个富国强兵的问题，关键是“信仰”二字。他说：“今日中国人之生活最贫乏，其生活内容至空虚，故遇事皆表见其虚诳、诈伪、自私、自利、卑怯、无耻、下贱、屈辱、贪小利而无远计。盖自清末以来，浮嚣之论，纷纭而起，其信仰已摧残殆尽。宣圣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②
在他看来，清末以来，信仰其所以摧残殆尽，主要责任在于西学的冲击，致以传统失落，价值失落。因之，如果像胡适之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全盘引进西方文明，那是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当下的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玄学。所以，他又说：“须知，有生之物，其生活力量，皆由阴驱潜率之势力使
①②《十力语要》，第１５５页。
②《十力语要》，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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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６１
之然，非知解所得为功。此非深于反观者每不自知也。反观工夫，唯人得有。人之尤灵而为圣哲，则此工夫更精透。一般人则不足以语此，禽兽不得有此。近世学术，重客观而黜反观，虽于物理多所甄别，而于宇宙真理、人生真理之体验，恐日益疏隔而陷于迷离状态。“
①
我们知道，注重“玄学”的现代意义，并不始于熊十力，在他之前的梁漱溟、张君劢早就提出此种文化主张。
不过，梁、张二人对中国文化的本体论阐发不多，不大注重形上与形下、理性与感性、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