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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长生之念而已，殊无西洋宗教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文学如诗歌词赋戏曲，虽多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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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２１
聪明精巧之处，总觉也少伟大的气概、深厚的思想和真情；艺术，如音乐绘画，我不甚懂，私臆以为或有可贵之处，然似只为偶然一现，而非普遍流行之文化。知识一边的科学，简直没有；哲学亦少所讲求，即有甚可贵者，然多数人并不作这种生涯；社会一般所有，只是些糊涂浅拙的思想。所以从种种看出，这一面的生活，中国人并没有作到好处。“
①
由于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几乎是全盘的否定，所以梁漱溟不像在评述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两方面那样，话头来一个大转折，他只是强调，精神生活方面在孔子那里是“作到好处的”。孔子所提倡的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
，可惜“没有能够流行到一般社会上”。
不难看出，梁漱溟对于上述三方面的看法，有着难于自圆其说的矛盾处。既然中国人能够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方面做到融洽无对，自得其乐，那么这本身就是精神生活的“真胜利”
，决不是“大失败”。精神生活的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有对”或“无对”。而这，也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核心内容。他否定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成功、事实上也就等于对自己的文化主张的否定。
不过，这对于梁漱溟来说，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思想失误。因为在他的整个文化哲学体系里，中国儒家的精神生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其根据就是他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概括的“以道德代宗教”和“理性至上主义”。
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占绝大部分的，不外那些工具手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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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
“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
①它决定了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各种文化面貌的不同，主要的也就是人生态度与价值判断的不同。人生态度与价值判断寓于一切文化现象里面，尤其寓于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之中。但是，“道德、礼俗、法律皆属后起，初时即蕴孕于宗教之中而不分，故人类文化不能不以宗教为开端，并依宗教为中心”
，所以梁漱溟指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
②
梁漱溟认为，在西方，宗教亦起源甚早，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文化中心位置，然而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不免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和功能，人们的现代困惑亦由此而生。这一过程，梁漱溟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达，知识取迷信玄想而代之。
第二，征服自然之威力猛进，人类意志转强。
第三，富于理智批评的精神，于信仰之不合理者渐难容认。
第四，人与人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已从经济上建筑起来，而社会秩序则受成于政治。
此时作为文化之中心者，已渐在道德、礼俗及法律。
第五，生活竞争激烈，物质文明诱惑亦多，人生疲于对
①《中国文化要义》，第９５—９６页。
②《中国文化要义》，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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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２１
外，一切模糊混过。
①
而中国文化虽亦以宗教开端，但其后不久，“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
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规教义，其实质在于“舍己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孔子之后，中国文化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即以道德代宗教之路。它强调人的自觉自信自力，而不是靠外在的一种力量使人向上迁善。又由于周孔教化是一种人生体验，发自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所以人们又可以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而护住人生的安妥和保障社会的和谐。
至于周孔教化何以能够代宗教来完成人类文化的大使命，梁漱溟认为，其关键在于周孔教化是一种“理性至上主义”。
“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
②在梁漱溟看来，人并非仅仅依靠本能而活着，人之为人，在于他有着本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理智”。
“理智”是人生“无所为之境地”
，它超脱生命于本能，对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但不必是为了生活。比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就不必是从生活出发的。
但是，梁漱溟又认为，理智与理性又是有区别的。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打开了无所私的感情（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ｅｌｉｎｇ）
——这便是理性。“
但这并不是说理智与理性是互不相关的两样东西，也不存在优劣之分。
梁漱溟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
①《中国文化要义》，第９７页。
②《中国文化要义》，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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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
①
然而，梁漱溟在论及理智与理性时，却又是话头一转，重点分析起二者的区别来。他认为，理有两种，一曰“物理”
，二曰“情理”
，重“物理”者谓之理智，重“情理”者谓之理性。而中西文化在这里又有分殊，即西方人重物理，重理智；中国人重情理，重理性。前者所强调的是物，后者所强调的是人。西方人虽然科学发达，学术进步，但却把人挤得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因理智而兴，却又为理智所害。而中国人恰与西方人形成一对照。
中国人以人为中心，强调和谐，这就是理性。动物均限在“有对”之中，唯有人类方可从“有对”进发到“无对”。有了“无对”的境界，才有清明和谐之可能，才有无碍之可能。
然而，清明与否，和谐与否，都是生命自身的事情，也只有求助于人类自己的自证自信，才可解决人类之问题。如果不求内心，只求外力，那是南辕北辙，始终也达不到目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就在于中国人真正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他们凭着自己的自证自信，“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
（四）乡治理论与乌托邦模式梁漱溟既是一位肯思想的人，又是一位实践家。他自己就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②他的一生，始终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
①《中国文化要义》，第１２７页。
②《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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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一目标下思考着，奔忙着。他作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比较，强调中华民族的内在价值，并非在于盲目排外，也不是像康有为那样提倡尊孔读经。
他的文化思考不是面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即解决中国未来文化的定向问题。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不久，梁漱溟一方面继续探讨文化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则试图用他的文化主张改造中国现实。
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一是西方文化的不断渗入，二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在梁漱溟看来，这两种思潮均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均不合中国之国情。他认为，中国社会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文化有深厚的儒学传统；第二，中国社会以农业人口为主体，而西化的资本主义与俄化的社会主义都是与中国的民族特点不相符的。
在他看来，西方人（包括俄国人）
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而中国人独不能。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尚理性的民族，素以调和持中为美德，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他说：“吾民族今后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心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乃国人为共产党所误，亦欲以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是有乱而已，不能有积极的结果也。”
①由此，梁漱溟敬告国人，不能将崇尚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及俄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