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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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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孔系《易》,以变易为义。“

    ②又说:“孔子制作,专重变易,……能知此而后可以读孔书。”

    ③

    正因为强调变易,故康有为特别推崇《易》和《春秋》。

    因为“《易》明穷变通久之理”

    ,“《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在他看来,变易又是有规律的,就历史领域而言,则

    ①《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

    ②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③《万木草堂口说》。

…… 113

    新儒学批判19

    是“据乱世”

    、“升平世”

    、“太平世”三个阶段的直线发展。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①

    康有为强调变易,本是针对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来的,但此观点对后来的新儒家影响极深。传统的儒学与现代人的生活,在时间上必有一段距离。要想强调儒学的现代意义,就必须缩短或取消这段距离,其方法便是强调儒学的非封闭性,用“变易”这座桥梁勾通它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儒学是一种日新又新的人生学问,那么它就能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也能不断地给人们提供价值源泉。

    第三,重视心性之学。

    康有为早在青年时代,就独爱陆、王的心性之学。不过,他重视陆、王,变法前后的主旨是有区别的。戊戌年前,他重视陆、王,是因为他认为陆、王之学可以激励民情民心,不甘自行颓废,只要护住“心”的灵明,便可“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而在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对心性之学的强调,则重在心性的修养,其对立面乃是物质的诱惑。他主张,“今欲救吾国民于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敬畏之心,必使有所至诚至敬。”

    ②所以这时候,他办《不忍》杂志,创孔教会,均以复活孔门道德为主旨。

    他认为,如果以孔教为国教,便可以“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

    ①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

    ②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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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新儒学批判

    教化有准“。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一文中,他将孔教尊为”国魂“

    ,认为“吾何以能为万里一统之大国,吾何以能为四万万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就是因为“自有国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敝矣”。

    第四,使儒学与西学接轨。

    康有为的政治实践为托古改制,在中国这块专制主义文化的土壤里落实西式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既要传统又要舶来品的双重要求,决定着他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重新解释儒家经典。

    首先,他认为,民主并非西方人所独有,在中国的儒家学说里早就有了的。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康有为认为,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民主。他说:“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众官,众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早已发明之。”

    ①

    其次,康有为认为,西方人的平等观相当于《孟子》中的“万物皆备于我”

    ,进而认定西方人所主张的人人平等,相当于传统儒学里的“人人皆可为尧舜”。

    再次,康有为认为,代议制也并非西方人所独有,中国《尚书。洪范》所言“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尧之师锡众曰:‘盘庚之命,众至庭’”就是古代中国有过代议制的证据。

    由以上几点分析可知,康有为的思想实则对儒学传统的

    ①康有为:《孟子微》卷一。

…… 115

    新儒学批判39

    重建。托古改制也好,创孔教会、写《大同书》也好,都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使传统儒学适应现时需要。然而,我们读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却发现有这样一段话:“康有为自以为是儒家传统的维护者。

    如果把他列入反传统者之中,他将会感到奇怪,本书部分读者也会感到奇怪。“

    ①

    张君劢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康有为和梁启超看作与陈独秀和胡适一样,同为反传统的人,认为陈、胡反传统是自觉的,康、梁是不自觉的。此种说法初看起来颇为费解,但仔细想来,却又不无道理。按照张君劢的思路,第一,康有为重塑孔子形象,托古改制,实则对孔孟儒学的大不恭。第二,康有为创孔教会,实则将儒学看作与西方基督教同一的东西,牺牲了儒学的内在价值。而且,他将儒学复兴同帝制联在一起,更是糟践了儒学的民主内涵,也惹来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对儒学的猛烈攻击。第三,康有为著《大同书》,其“大同”二字虽出自儒家经典,但其解说的方式和所描述的图景却是佛教的。而且,《大同书》的流行,为尔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起了思想准备作用。

    而在张君劢看来,共产主义是与传统儒学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说,不管张君劢以及其他新儒家是否承认康有为同他们的渊源,从我们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看,康有为对待传统和对待孔孟儒学的态度及运思方式,总体上说无疑是旧传统的维护人,且许多看法均为后来新儒学的先声。不过,相

    ①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第584页,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

…… 116

    49新儒学批判

    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家们,康有为的思想前后差别较大,而且失之肤浅和执着于明显的工具性追求。这在于,他虽然恋着传统,但对传统缺乏形上思考;他关注的大多是儒家文化的制度层面,很少追问以儒家道德救世安人如何可能的问题。

    梁启超:由反传统到传统主义者

    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梁启超的名字常常与康有为联在一起,简称“康梁”。实际上,戊戌年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差距是较大的。康有为从保教的愿望出发,不免走向极端,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情来,而梁启超的头顶上好像始终飘着一片理性的云彩。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也始终带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勿过勿不及的中庸态度,很少由于情感冲动而偏执一端。哪怕在他游欧之后,面对西方文化花果飘零的景象,也没有表现出对传统盲目崇拜的狂热。

    正由于这样,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亦似乎比康有为更为理性化,更可为国人所接受,相应地,对后来新儒家的影响也就更大和更为直接。

    梁启超出身于一个儒学传统深厚的家庭,四岁开始诵习四书五经,稍长又读《史记》、《左传》、《通鉴》等书,九岁时能作洋洋千言的八股文。

    1890年,梁启超同陈千秋来到康有为的门下,就学于万木草堂。康有为教学以陆、王心学为主,融汇佛学,使梁启超后来对陆、王之学特别推崇。这一点,从他的《德育鉴》立志篇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以前,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与康有为一致的,主要注重于中国制度文化

…… 117

    新儒学批判59

    的重建。虽然他推崇孔子,但孔子在他的学说里主要体现为一种思想工具。

    戊戌年后,由于维新失败,梁启超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异国他乡。

    在日本,他接触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大为欣喜,自觉“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易”。

    ①尽管变法失败,但梁启超改造中国的宏愿未变。

    1899年,他发表《破坏主义》一文,主张欲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必经一个大破坏过程,并主张用法国革命的方式作中国革命的样榜。

    他呼吁国人:“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

    ,只有这样,方可“使百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地,虽欲恋而无可悲,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

    通过国外见闻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反思,梁启超意识到,国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即“政府之良否,恒与国民良否为比例”

    ,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公德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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