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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谟：《论迷信与宗教狂热》，见《论文与随笔》（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ａｎｄ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１７６０年）
，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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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３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基督教的国家。从基督教看来，懂了基督教的教义，就可以享受永恒的生命；不懂这个教义，就得吃无穷的痛苦。而那成千上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教义。譬如中国人就不知道。所以从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这个教义，好比是月球上的东西，是和他们不相干的。那么中国人就得吃无穷的痛苦吗？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吃无穷的痛苦，又如果说，他们跟基督徒享受同样的幸福，而又那样的纯良，那么基督教义，不论对于现世或来世，是必须的吗？
中国三万万人的情况，照正统基督教的教义去讲，是讲不通的。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是在整个１８世纪，主张‘自然神论’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文化交流还有这样两种现象，是很值得重视的。第一种现象是，人们认识别的民族的文化，一是带着好奇的心理，二是带着功利的目的。
好奇的心理导致他们注重文化的特质，功利的目的导致他们注重他们自己民族所缺乏的。特别是将异域文化介绍给国人，大多都是些能够补救他们自己民族文化弊病的成分。第二种现象是，人们认识别的民族的文化，总是跟他们所接触的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有关。贵族们所接触的是上层社会和精英文化，平民们所接受的是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化。由于接触面不同，致以他们对别的民族的文化很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的中国留学生身上便可看出。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所派的留学生大多为富家子弟，就学于西方一些著名的高等学府，所接触的大多是社会上层与精英文化，而本世纪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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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新儒学批判
代有一批留学生，尤其是留法的学生，采取的是勤工俭学的方式，所接触的主要是社会底层与大众文化。因之，这两种留学生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就大不一样。前者所看到的是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并试图移植于中国；后者所感受的是西方社会的负面现象，并试图用一种新的文化抵御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利玛窦以后来华的传教士认识中国，情况亦大抵如此。
他们所接触的是文字上的东西，主要是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如果仅从文字上看，的确蕴含着一种很美的人生境界。至于儒家思想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西方人不可能认识真切。他们将《大学》、《中庸》、《论语》等典籍介绍到西方，使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所认识的中国，更是儒家典籍中所构想的文化面目。而且，儒家典籍中所构想的那一套，许多东西又确实是西方人所没有的。这样，也就自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文化有了好感。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
即是说，欣羡中国文化的，大有人在；批评中国文化的，也大有人在。两相比较，似乎批评者更占优势。
许多学者对传教士鼓吹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不以为然。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处在愚昧与落后状态呢？
１８世纪初年，有位叫弗朗西斯。洛基尔的人，用发生在康熙年间的中西历法之争的事实，说明中国人虽然发明了天文学、火药、印刷术，但实质上社会却没有什么进展。
１７３７年，一本题为《自然神教的救药》的书在西方世界很畅销。这本书就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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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３
位批评中国文化和西方那些中国文化崇拜者的。作者无名氏质问道：据说中国人讲究理性，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难道他们独得了理性十磅，而世界上其他民族总共只得了一磅；其实，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有不少偶像，而且还在制造新的偶像。而在该作者看来，偶像崇拜是最愚昧的行为，怎能同西方的基督信仰相提并论。
１８世纪，对中国文化批评最甚者，是著名作家笛福。他的《鲁滨逊飘流记》几乎把中国人说得一蹋糊涂，一无是处。
这部游记共三个部分。我国读者大多只知道第一部分，对第二、三部分知道的人不多。在第一部分，主要是鲁滨逊在西方各地飘流。
第二部分里，则在东方飘流，其中包括中国。
第三部分叙述鲁滨逊的感想，其中就有关于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批评。请看他在第二部分借鲁滨逊的口气所写的两段话：“中国人的骄傲，简直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只有穷困才能达到这种程度。穷困和骄傲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悲剧。
“我不得不认为，美洲那些赤身裸体的生番，要比他们快活得多。因为那些人既然什么都没有，也就不构成苦难。至于中国人，则在慢而无礼。
但就大体而言，只是一些乞丐、一些苦力而已。
他们还死要面子，那些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衣饰和房屋上面，也表现在他们大群的仆役和奴隶上面。此外，还有极其可笑的事情。据说，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是他们鄙视的对象。
“看到那些在极度简陋和愚蠢中的人那样高傲，那样专横，那样蛮不讲理，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使我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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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新儒学批判
的了。他们有机智之名，其实机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场合，我和我的朋友西蒙神甫觉得再可笑没有了。“
①
当时的西方为了抵御中国文化的渗入，有几家颇具影响的刊物连篇累牍地登载对中国文化批评的文章，英国的《君子杂志》和《每月评论》就是如此。此外，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批评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
对于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不少思想家责之为“空泛的想象”
，“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
１７、１８世纪是西方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方人对自己的理性文化与科学文化充满着信心，相信他们的文化不仅是最好最新的文化，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景所在。
因之，他们对于异域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抱有轻视的情绪。
但是到了１９世纪乃至２０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理性与科学在西方世界受到怀疑，“欧洲中心论”
的文化观被动摇，许多西方人自此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开始向非欧世界寻求精神食粮。
上帝之死与现代西方人的精神饥饿
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西方人的思想通常在世界是一个自动机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学之间
①以上材料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４４—４８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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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４
摇摆。“
①他称之为“欧洲特有的精神分裂症”。
近代西方文化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从中世纪过渡而来的。前文说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反对上帝，他们的批判之剑只是指向中世纪的教会和经院哲学。
相反，上帝信仰的思想之根仍然深扎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是因为，上帝信仰的意义关乎着人类自古以来所思考的两大主题，即人生的终极关怀和世界的最高原则。近代科学看似对天启信仰的背离，但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对自然与人生最后原因的追问。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与科学探索很大程度上说是在做着同一件事。科学的进步带来理性的萌生与发展。理性，从本质上说，就是科学的理性。由此决定着，近代思想家们意图用理性战胜中世纪的愚昧，但理性本身又带有缺陷，仍然同上帝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是，在西方近代思想家们那里，理性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还是一种力量，具体说是一种相对于信仰的认识能力。
通过它，人们可以摆脱愚昧，走出思想受奴役的境地。但是，理性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