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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新儒学批判
引来各种外部的或物化层面上的变革，也不可能将其变革的成果巩固下来。所以，任何社会变革的前行必定是思想解放运动。近代西欧之所以有成功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在这些历史事件之前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其使命是洗刷人们的头脑，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没有这样一种新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就不成其为现代社会。
正因为有了一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所以人们才可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出相应的新的价值观念。
人们越来越看重金钱，看重金钱为枢纽的社会评价，更关心自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人们渴望成功胜于其他一切期望。对于现代人来说，成功并不只是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充裕，而是它体现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传统社会，人们忽略了自身价值，个人价值往往湮灭在各式各样的教条与规范里面。而现代社会则不同。人们不仅看重别人对自我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现代人普遍的心理是不满足——不甘寂寞，不甘现状。
很显然，上述五大方面的现代化的内容，皆与传统儒学所主张的社会学理论和人生哲学格格不如。换句话说，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于现代化的建设并无益处。
相反，由于它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原则，所以与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还是相左的，不可能引导中国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读者诸君或许还会追问，儒学所强调的是道德理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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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４５
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传统社会需要道德，现代社会同样需要道德。如是，则儒学在现代社会应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
诚然，道德于人类的文明史，具有永恒的意义。现代社会随着交往的增多和人际关系的更趋复杂，更要求人们具备德性修养。但问题是，道德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进步必要求道德规范作相应的变动。
虽然有些道德规范具有非时间性，在任何时代都是适应的，如孝悌诚信就是如此，但是每一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道德主旋律和它自己的道德规约。即便那些具有非时间性的道德规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父慈子孝，在传统社会，父亲在儿子面前具有绝对的权威，哪怕父亲是错误的，儿子也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而现代社会虽然同样需要父慈子孝，但内容却有所不同。父子关系已不是原来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以及对由血亲关系所形成的义务的自觉承担。
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中，对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家庭伦理的变化，作了如下表述：“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极为显著，１９７９年农业人口仅占３２％，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社会型态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家庭型态也不得不转变为核心家庭，六十、七十年前新思想家们提倡的新家庭，今日终于成为相当普遍的事实，核心家庭与传统家庭有明显的不同，传统家庭数代同堂，人口比较多，父权大，子女缺少自由，且具有多种功能。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妇和子女，倾向于平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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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较自由，功能也大为减少。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由父子主轴变为夫妇主轴，由重老年变为重儿童。……现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重视亲情，由于工业社会竞争激烈，知识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已不是他们一味顺从，而是要他们能自主、独立。……因此，要现代家庭相处和谐，仅靠传统的孝、敬已不够，现代家庭最重要的伦理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宽容。
父母们如肯试用民主的方式去教导子女，必可以增进家庭的和谐气氛，并容易获得子女发自内心的敬爱。“
①
１９８１年，台湾的李国鼎先生针对传统儒学“五伦”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性，提出“第六伦”
作为新的道德规范，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深得文化人的赞同。我们知道，儒家伦理规范主要是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言的。这些都是相互熟悉而且相当亲密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与之打交道的已不再局限于这五伦，更多的是陌生人，或者说关系不甚亲密的人。那么如何建立起一套道德规范来作为协调个人与陌生的社会大众之间关系的准则，就成了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当务之急。
李国鼎先生的“第六伦”就是应此种新的伦理道德要求而提出来的。
韦政通曾将“第六伦”与传统的“五伦”作过如下比较：（１）五伦的行为准则属于特殊主义，即仅适用于特殊对象，例如父慈子孝只适用于父母子女之间。第六伦的行为准则属于一般主义，即大家都适用同样的准则。
①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９２—９３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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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４５
（２）五伦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第六伦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
（３）以五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亲切、关怀，缺点是偏私、脏乱。以第六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公正、秩序，缺点是冷淡、疏远。
（４）以道德范畴区分，五伦属于私德的范围，第六伦属于公德的范围。
第六伦的具体内容为：（１）对公共财物应节俭廉洁，以消除浪费和贪污。
（２）对公共环境应维护，以消除污染。
（３）对公共秩序应遵守，以消除脏乱。
（４）对不确定的第三者之权益，亦应善加维护和尊重。
（５）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亦应给予公正的机会，而不加以歧视。
①
这“第六伦”
既可看作伦理范畴，又可看作法律制度、契约方面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与传统“五伦”有别的新观念，新规范，新道德，或总称为新的文化精神。这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此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虽然不能说与传统社会的“五伦”水火不容，但毕竟表现出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即是说，为了让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得以大化流行，就不必再死守着传统的“五伦”不放，也不必再抱着古老的儒学传统不放。
①《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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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究竟应该归咎于新文化新思想，还是应该归咎于传统儒学。关于这一点，新儒家最感兴趣的例子就是大陆的十年“文革”。在他们看来，“文革”期间，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对传统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结果也就自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４０年代末以来，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陆同台湾、香港几乎没有文化上的交往，居于港台的新儒家不可能对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们所知道的也许仅仅只是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红卫兵，大字报、大批斗等表面现象，而不可能深察这场浩劫的文化根柢。
实际上，“文革”
的劫难并非由于他们所指称的新文化新思想所致。
它既不是西化的结果，也很难说完全受俄化的影响。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大陆早已将自己封锁起来，西化思想已经没有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国人甚至连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何许人，恐怕也不知道。举国上下，人们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破四旧，搞批斗，从表面看，似乎是“新”的，反传统的，但从根柢处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反传统，只是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主义反封建主义，甚至可以说，将传统文化里最坏最糟的东西发展到了极致。其具体表现是：一，“文革”名曰文化革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文化新思想。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全国人民在一种魔力的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