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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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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２
常百姓所知道的还是孔夫子、孟夫子，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教授、胡（适）博士。而且，对于作惯了顺民的中国人来说，民主这东西并不是急需的，因为它当不得饭吃，当不得衣穿。中国老百姓对政治历来缺乏热情，不管谁统治或采取什么方式统治，只要不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是没有兴趣的。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对于他们来说，并无多大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不懂民主政治为何物。他们过惯了顺民生活，习惯于俯首听命，要他们自己作主，反倒感到不适应，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拜惯了偶像，一旦偶像倒下，反倒觉得有种失落感。
正是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另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礼教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所鼓吹的西方文化且又迎合百姓们的切身利益的思潮涌入中国时，自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找到它肥沃的土壤，而新文化运动也就在这种思潮的挤压下，不免显得不合国情，亦不免更难为国人所接受。历史本有着时间的属性。它不仅在时间中发展，需要相应的时间为其发展的保障，同时时间本身又常常决定历史所呈现的面貌。因之，思考历史便必须对时间作历史性的思考。
联系到本世纪初我国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正是时间的匮缺决定了这一事件不甚理想的结局。试设想，如果新文化运动能够延续半个世纪之久，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将会以何种面貌出现？诚然，这种假设的前提条件是不充分的，但它却能够开启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出一种更合理性的思考。
第四，相对于中世纪而言，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同样是反传统的。但是他们反传统的工具却又是传统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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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新儒学批判
是他们自己的传统。因为近代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乃至英国人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作他们自己的文化祖先。后辈继承先辈的文化遗产，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因而，拿古代文化反对中世纪的文化，并在中世纪文化的废墟上复兴古代文化，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绝对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
２０世纪的中国人却没有这样一种文化际遇。
他们反传统的工具是西化的，而意欲请来在中华大地落户安家的德、赛两先生也是西化的。
民族情感在这里打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这就是，就当时的中国情势论，要想民族振兴，必须接纳西方文明而不可。
但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毕竟是一种异域文明。
用异域文明取代本民族的文明，在许多人看来，是万万使不得的事。再者，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之所以难以在中国扎下根基，还有两个关乎大局的原因。一是如前文所说的，中国文明原本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具有内在的自我发展逻辑，不是西方文明一冲即垮的。二是西方文明的传入伴随着血与火的历史，一开始就激起国人的抵触情绪。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既缺乏深层的历史思考，看不到近代世界历史运行的必然规律，又缺乏对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把握。他们所见到的是西方人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对国民的人格侮辱，却想不到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刻含义，体察不到这样一层道理：如果没有这些代价的付出，中国能否从它固有的传统里开出一条新路。诚然，对于西方人的野蛮行径，国人的激愤是情理中的事情，且带有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放在何种时候来认识，都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是，理解、同情与理性的思考毕竟是两回事。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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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２
历史事件，从道义上看是正义的，值得理解和同情，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或许是另外一回事。
正因为大多数国人将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异己的文明看待，并意欲拒之国门而心安，决定了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命运不可能一帆风顺，也决定了这一代进步的思想家不得不采取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为极端的做法，即全盘否定传统和全盘接纳西方文明。
然而，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否定传统是他们成功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富有巨大的意义，但同时，否定传统又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传统不仅仅是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典章和思想格训，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物质化和制度化伯传统，通过一场革命，可以在一夜之间送之见鬼，但作为精神力量的传统却不是短时期里所能够消除的。这在于，作为精神力量的传统，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有着权威和偶像的意义。它既是古人给后人所定立的文化规范，同时也是后人所依傍的心性寄托。人是需要权威与偶像的。权威或偶像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填补人们心理上的慌乱，是一颗定心丸。而且，人们大多都有思想懒惰的毛病。他们宁愿在前人为他们所开辟出来的路上行走，很少愿意自己去披荆斩棘，另开新路；宁愿在前人所筑的窝里度日，哪怕这窝已经百孔透风，濒于支离，很少愿意自己付出劳动，另筑新窝。因为这窝在他们看来，早已不是住所的含义，而是内含着精神上的家园意义。
暴风骤雨般的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说，正是一场驱赶国人离开原有的精神家园的运动。
有不少论者认为，陈独秀、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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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新儒学批判
适等人只是一味的破坏，并无建设。其实，此种观点并不合历史事实。新文化运动，破坏与建设是并举的。它一方面将国人从原有的精神家园里拉扯出来，另一方面又在努力为国人营建新的家园。只是这新家园，由民主和科学两根大柱撑着，建筑风格与传统的家园相去甚远，许多人感到太陌生，不愿意接受，更无法住进去。
他们一部分人被抛入精神荒地，既不想依照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供的蓝图再建新的家园，也不想再回到原有的家园里去。另一部分人出于恋旧心理，还是想重返家园，或者按照旧家园的模式再造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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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３
第二章 现代西方文化危机与新儒学产生的国际气候
东学西渐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认识
卢梭曾经说过：关于人的知识是一门最有用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最费解的学问。
这在于，作为文化的人是矛盾的。文化的错综复杂常常导致人类的两难适从。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就往往体现出两难适从的具体事象。
一方面，人是生物界的一个类，故称“人类”。从总体上说，人类都有互相了解和趋于和平的愿望。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汇的前提。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带有种族性和民族性，既时时受着民族文化或种族成见的规范，又时时为本民族利益所驱动而对其他民族怀有某种敌意。因为“民族”这一概念，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利益集团的代名词。
但这并不是说，各民族由于利益的驱动总是处于对立相仇的状态。相反，对民族利益的关切恰恰又是民族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动力源。人类都有着过美好生活的热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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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新儒学批判
的美好，一是物质性的，二是制度化的，三是精神上的。一旦某民族自觉在某一方面不如其他民族，便不可免地产生文化引进的要求。这是文化演进的必然规律。
大凡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可称誉的文明成就。尽管在漫长的发展路途上，各民族已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风格和自成体系的文化路向，但总或多或少地带有欠缺的地方。
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他们或许是自足的，感觉不到自己所欠缺的一面。但一经有了参照系，便会自然地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同参照系作一对比，从而不自觉地驱动他们对未来文化的修补或重新定向。
然而，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理解又不是一种轻易的事情。
尤其当两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碰到一起时，相互理解便显得更为困难。许多文化现象只有生活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的人才可领会其真义，对于异邦人来说恐怕怎么也难以理解其奥妙。譬如中国的文人画，就艺术水平论，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在西方的拍卖行里，怎么也卖不起高价。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安格尔、梵高等人的艺术